第15章 红军长征 · 中(遵义会议·赤水·金沙江·大渡河)

中国近代史专题(1840—1936)· 独立编号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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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17日)
本节的地位: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第08章的核心节点之一。由于会议原始记录散佚,后世对会议的诸多细节(会期、名单、发言顺序、决议文本)存在长期考证与争议。本节尽量区分「通行党史叙述」与「其他史料记载」。
7.1 会议基本信息
项目通行说法其他记载 / 争议
会期1935年1月15日—17日(三天)陈云手记作「1935年1月」,未记确切日期;一说1月10日—13日;1980年代后中央党史研究室确认为15—17日
地点贵州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时称琵琶桥),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公馆—
会场公馆二楼东侧客厅(面积约27平方米)—
性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主持人博古(会议名义主持人)一说周恩来实际主持;李德回忆称博古主持
议题① 检阅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经验教训;② 组织问题—
记录会议原始记录已散佚现存最早文本为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手记(1935年6—7月)与遵义会议决议油印本

会场陈设(据纪念馆复原与伍修权、李德回忆):长方形餐桌,四周摆放藤椅、木凳;墙上挂挂钟(一说为自鸣钟);桌上放煤油灯(因当时遵义城电力供应有限,一说有电灯但电压不稳);李德坐在门口靠墙的椅子上,伍修权坐其旁任翻译。

7.2 参会人员完整名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0人):

姓名时任主要职务会中立场
博古(秦邦宪)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三人团」成员作主报告,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会后交出总负责人职务
周恩来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三人团」成员作副报告,主动承担责任,支持毛泽东
张闻天(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书记处书记作「反报告」(一说「正报告」),系统批评军事路线错误;会后负总责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政治局委员长篇发言批评军事路线;当选政治局常委
朱德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发言支持毛泽东,批评博古李德;继续负责军事指挥
陈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白区工作部部长支持毛泽东;会后撰写传达手记
张国焘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未到会(在川陕苏区)
项英政治局委员、中央分局书记未到会(留守中央苏区)
王明(陈绍禹)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未到会(在莫斯科)
康生政治局委员未到会(在莫斯科)
任弼时政治局委员、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未到会(在湘鄂川黔)
顾作霖政治局委员已逝世(1934年5月)
名单说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1月)选出政治局委员13人。因张国焘、项英、王明、康生、任弼时缺席,顾作霖已故,实际到会政治局委员为6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另有党史研究者列出到会委员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6人,这一名单为学界主流。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到会):

姓名时任主要职务会中立场
王稼祥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明确提名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是会议转折的关键人物之一
邓发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发言内容缺乏记载
刘少奇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红五军团中央代表(一说红八军团中央代表)发言批评「左」倾错误
何克全(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少共中央书记)反对毛泽东,称毛「不懂马列主义」,只懂《孙子兵法》;会后一度不服
候补委员缺席:关向应(在湘鄂川黔随红二、六军团)。

红军总部与各军团负责人(列席):

姓名时任主要职务备注
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王稼祥负伤期间)支持毛泽东
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到会,发言记载较少;据聂荣臻回忆其态度支持但发言不多
聂荣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会中因脚伤由担架抬入会场;发言批评军事路线
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发言激烈批评博古、李德;据其自述「会上我讲了几句话,批评了博古、李德」
杨尚昆红三军团政治委员到会
董振堂红五军团军团长到会(一说未到会,存争议)
李卓然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到会
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到会;发言批评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此语归属存争议,另有说法为彭德怀所言)
邓小平《红星》报主编担任会议记录(一说与伍修权共同)

共产国际方面:

姓名身份备注
李德(Otto Braun)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到会,坐门口;被批评后拒绝作检讨,只承认「战术错误」,推诿于「中共领导」与「共产国际指示」
伍修权李德的翻译列席,负责翻译
共产国际代表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团团长弗雷德(Fred,德国人,一说匈牙利人) 已于1934年秋离开中央苏区回国;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此时已基本中断,故遵义会议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到场干预,这是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的关键前提。

参会人数的记载差异:

来源人数
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手记「政治局委员6人,候补委员4人,军团级干部7人,共17人」(大意,原文列举略有出入)
通行党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到会20人(含列席)
伍修权回忆录《我的历程》「20人左右」
李德《中国纪事》「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约10人,加上军队干部约15—20人」
遵义会议纪念馆陈列说明20人(列出具体名单)
7.3 会议进程与三个报告
(一)博古的主报告(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

据陈云手记与伍修权回忆,博古的报告要点:

  1. 客观原因说:强调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军投入约100万兵力,其中直接进攻中央苏区约50万,而红军仅约8.6万),「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联合力量」不可抗拒。
  2. 根据地工作说:强调苏区后方支援、群众动员、物资保障不足,「白区工作未能有效配合」。
  3. 回避主观责任:几乎不承认军事指挥路线的错误,只承认「个别战术上的失误」。
  4. 博古在报告中还引用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其路线辩护。
伍修权《我的历程》:「博古在报告中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归咎于客观原因,把责任推给别人,他自己则没有什么责任。他的报告使许多同志不满意。」
(二)周恩来的副报告(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
  1. 主动承担责任:承认中革军委在军事指挥上存在错误,「我是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我有责任」。
  2. 分析了「堡垒对堡垒」「阵地战」「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分兵把口」等战术的错误。
  3. 明确支持毛泽东的军事主张,提议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
据聂荣臻、李德等多方回忆,周恩来在会上的这一表态对会议的转向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三人团」内部一旦分化,博古与李德即陷于孤立。
(三)张闻天(洛甫)的「反报告」
  1. 系统批评:张闻天受毛泽东、王稼祥在长征途中多次谈话的影响(「担架上的阴谋」——王稼祥负伤后由担架抬行,与毛泽东一路长谈,酝酿改组中央领导),起草了批评军事路线的发言提纲。
  2. 与博古的主报告针锋相对,故被称为「反报告」(一说因张闻天在博古之后发言、且内容相反而得名;另有学者称其为「正报告」,指其实际成为会议的主导发言)。
  3. 主要论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根本原因是军事指挥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即「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放弃了红军擅长的运动战与游击战。
毛泽东后来评价:「洛甫(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作了『反报告』,这个反报告是很好的。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遵义会议是开不好的。」(大意,见1943年及1945年多次讲话)
(四)毛泽东的长篇发言

毛泽东的发言时长约1小时余(一说「一个多小时」),是会议的核心发言。要点(据陈云手记与后世整理):

  1. 系统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三个阶段:
    • 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如1932年攻打赣州、漳州战役后的盲目乐观、「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
    • 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第五次反「围剿」中「御敌于国门之外」「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六路分兵」「全线抵御」。
    • 转移时的逃跑主义:长征初期的「大搬家式」行军、「甬道式」队形、消极避战、丧失战机。
  2. 提出正确的军事原则:
    • 积极防御(攻势防御)而非消极防御;
    •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 运动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
    •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 战略持久与战役速决;
    • 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敌(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
  3. 对李德的批评:「李德同志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只会照搬苏联红军的经验,甚至照搬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地战经验。他连中国地图都看不懂,只会看着地图画直线。」(大意)
凯丰(何克全)的反驳:凯丰在会上讥讽毛泽东「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孙子兵法》!」(一说「你的军事才能是从《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里学来的」)。毛泽东反问凯丰:「你说我看过《孙子兵法》,那我问你,《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凯丰答不出。(此细节见多方回忆录,但具体对话措辞各版本略有差异,属口述史料,需谨慎对待)
(五)王稼祥的关键发言
  1. 明确支持毛泽东,系统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
  2. 正式提出组织调整动议:「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一说为「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
  3. 王稼祥是第一个明确提名毛泽东进入中央军事领导核心的人(聂荣臻、张闻天等随后表态支持)。
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及:「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没有王稼祥的支持,遵义会议不可能取得那样的成果。」(大意,见1945年中共七大前后谈话及1972年对周恩来的谈话)
(六)其他发言
发言人主要观点(据回忆录整理)
朱德「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此语见多方回忆,措辞略有差异);坚决支持毛泽东
刘少奇批评白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支持军事路线的调整
陈云支持毛泽东,会后负责撰写传达手记
彭德怀激烈批评军事指挥错误;据其自述「我讲了几句」
聂荣臻批评李德的瞎指挥;脚伤未愈由担架抬入会场
林彪到会,发言记载极少。1935年5月会理会议前林彪曾写信要求撤换军事指挥,可见其在遵义会议时态度并非完全支持毛泽东(此为后世争议点之一)
李富春支持毛泽东
杨尚昆支持毛泽东
李卓然支持毛泽东(一说发言记载缺失)
刘伯承批评军事指挥;「崽卖爷田心不痛」一语(归属存争议)
李德拒绝作检讨,只承认「战术上的个别错误」,声称「我只是顾问,指挥权在中共领导手中」;情绪激动,不断抽烟
邓发发言内容无记载
7.4 会议决议与组织调整
(一)《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
项目内容
通过时间1935年1月17日会议通过;正式决议文本由张闻天起草,1935年2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扎西会议)讨论通过并印发
文件全称《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篇幅约1.2万字(油印本)
主要内容系统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长征初期损失的军事原因,批判「单纯防御路线」,确立积极防御、运动战、集中兵力、诱敌深入等原则
存世情况中央档案馆保存有1935年油印本(多份,文字略有差异);1950年代征集时曾发现多个版本

决议要点摘录(据油印本):

「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在反对五次『围剿』中,我们有着广大的苏区、有着几十万红军、有着几百万群众,这是过去任何一次都没有的。但是,我们的领导同志却把这些有利的条件都糟蹋了。」
「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积极防御(攻势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单纯防御)。」
(二)组织调整
调整事项内容备注
毛泽东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失去军权后,重新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标志
「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的「三人团」被撤销
李德撤销军事顾问的军事指挥权保留「顾问」名义,实际靠边;后随军北上,1939年返回苏联
博古仍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暂留)1935年2月5日扎西会议(鸡鸣三省)时,博古将总书记职务(总负责人)交给张闻天
军事指挥委托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陈云手记明确记载此表述
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陈云手记:「(毛泽东)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张闻天起草决议后负总责
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手记原文(大意):「(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三)「三人军事小组」的成立(会后)
项目内容
时间1935年3月中旬(约3月12—13日,苟坝会议后)
地点贵州遵义县枫香镇苟坝(一说鸭溪)
成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一说另加朱德)
职权全权指挥军事,代表中央政治局
意义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领导地位
注意:「三人军事小组」不是在遵义会议上成立的,而是在会后约两个月(苟坝会议期间)。这是常见的讹误。遵义会议的直接成果是「毛泽东任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
7.5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1. 组织上: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虽未直接任「最高领导」,但进入政治局常委并参与军事指挥,其后通过三人军事小组掌握实权)。
  2. 军事上: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在中央的统治,恢复了运动战、集中兵力、诱敌深入等正确原则,使红军在此后的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行动中重获机动自由。
  3. 政治上: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标志着中共从「幼年」走向「成熟」。此前中共的重大决策长期受共产国际直接干预(米夫主导六届四中全会、李德主导军事指挥)。
  4. 历史上:被称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7.6 遵义会议的局限
  1. 只解决了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未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会议决议仍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陈云手记有此表述),只批评「军事路线」错误。这是因为:
    • 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中断,无法确认政治路线变更是否会被共产国际认可;
    • 王明仍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带有「共产国际路线」的性质,全面否定将引发与共产国际的冲突;
    • 会议时间紧迫(仅三天),且军事危机最为急迫。
  2. 「左」倾土地政策、肃反扩大化等问题未被触及。
  3. 毛泽东并未在会议上取得「最高领导职务」。张闻天(洛甫)在会后负总责,毛泽东是「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后世「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表述,指的是事实上的核心地位,而非职务。
  4. 凯丰、博古等人在会后一段时间仍持保留意见(博古在扎西交权时情绪抵触)。
  5. 决议中仍保留了「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等「左」倾口号的残余。
7.7 遵义会议的史料考证与争议
争议问题通行党史叙述其他史料 / 学者观点
会议确切日期1935年1月15—17日陈云手记未记日期;1980年代中央党史研究室据多份档案(含中革军委电报、《红星》报)考证为15—17日;另有「1月10—13日」「1月13—15日」等旧说
会议记录原始记录散佚现存主要依据:① 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手记(1935年6—7月撰写,1982年发现原件);② 遵义会议决议油印本(1935年2月印发);③ 参会者回忆录(伍修权、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多为1950—1980年代撰写)
谁作「反报告」张闻天各回忆录一致;但张闻天发言全文无存,内容据毛泽东、陈云等转述重构
「王稼祥投关键一票」毛泽东多次肯定王稼祥本人在1960—1970年代受迫害(1974年逝世),生前未撰写系统回忆;其发言内容据他人回忆
林彪的态度到会但发言记载少1935年5月林彪写信要求撤换指挥(会理会议),1966年后被批判为「一贯反对毛主席」;但亦有研究者认为林彪在遵义会议时确实支持毛泽东,会理之事属另一层面的战术分歧
「崽卖爷田心不痛」语出何人多归于刘伯承亦见归于彭德怀、朱德者;属民间流传的口语,难以确证
李德会后的处境「靠边站」,仍随军行动李德回忆录称其仍参与部分战术讨论,但无决策权;1939年经新疆返回苏联
博古交权时间1935年2月5日(扎西会议期间,「鸡鸣三省」处)一说2月3日;一说2月5日在水田寨花房子;具体地点因红军行军路线考证分歧而有异
会议是否有共产国际授权无(联络中断)1935年6月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国后才带回共产国际七大精神;1935年11月共产国际方知遵义会议情况
1980年代的重要考证进展:1982年,中央档案馆发现了陈云撰写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记原件(油印),经陈云本人于1982年确认「是我的笔迹,是我在1935年写的」。这份手记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最接近会议现场的遵义会议记录,为会期、参会名单、组织调整内容等提供了权威依据。此前长期依赖的回忆录在某些细节(如「三人军事小组」成立时间)上得到修正。
7.8 遵义会议前后的其他重要会议(时间轴对照)
会议时间地点主要内容
通道会议1934-12-12湖南通道县溪镇酝酿转兵贵州
黎平会议1934-12-18贵州黎平政治局决议:放弃北上湘西,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猴场会议1934-12-31—1935-1-1贵州瓮安猴场限制军委独断权,决定渡乌江攻遵义
遵义会议1935-1-15—17贵州遵义批判军事路线,改组中央领导
土城会议(一说)1935-1-28贵州习水土城土城战斗失利后紧急决策西渡赤水
扎西会议1935-2-5—9川滇黔边「鸡鸣三省」、大河滩、扎西博古交权张闻天;缩编部队;通过遵义会议决议
苟坝会议1935-3-10—12贵州遵义苟坝成立毛、周、王三人军事小组
会理会议1935-5-12四川会理城郊铁厂村批评林彪要求换人的主张,统一北上思想

▶八、四渡赤水(1935年1月19日—5月9日)
地位: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也是运动战的经典范例。红军在川黔滇边约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以约3万兵力反复穿插、声东击西,最终跳出重围。本节逐次详述。
8.1 战略态势与赤水河地理

赤水河:发源于云南镇雄,自西南向东北流入长江(在四川合江注入),全长约400余公里,河宽数十米至百余米不等,水流湍急,河谷深切。红军往返渡河四次,故名「四渡赤水」。

主要渡口:

渡口位置备注
土城贵州习水县土城镇一渡、三渡主要渡口
元厚(猿猴)贵州赤水市元厚镇一渡渡口
太平渡四川古蔺县太平镇二渡、四渡渡口
二郎滩四川古蔺县二郎镇二渡、四渡渡口
茅台贵州仁怀市茅台镇三渡渡口
九溪口贵州仁怀四渡渡口之一

红军兵力(扎西整编后):约3万余人,编为16个团。

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下辖
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第1、第2师(整编后辖第1、2、4、5、6团等)
红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第4、5、6师缩编为第10、11、12、13团
红五军团董振堂李卓然第13师缩编为第37、38、39团(一说3个团)
红九军团罗炳辉何长工(后蔡树藩)第3师缩编为第40、41、42团(一说2个团)
军委纵队刘伯承(司令)、陈云(政委)、叶剑英(副司令)—干部团(陈赓团长、宋任穷政委)、警卫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队
红八军团已于湘江战役后撤销番号,人员编入红五军团。

国民党军部署(1935年1—3月):

集团兵力指挥官任务
川军约12个旅以上(刘湘部)刘湘、潘文华(前敌总指挥)、廖泽、郭勋祺、范子英阻止红军北渡长江入川
黔军王家烈部约8个团(一说15个团)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才、柏辉章防堵红军在黔北
中央军「追剿」军第2路军:薛岳(前敌总指挥)薛岳、吴奇伟(第4军)、周浑元(第36军)、郭勋祺(后属川军)尾追
滇军龙云部约10个旅龙云、孙渡、安恩溥、刘正富阻止红军入滇
湘军刘建绪部刘建绪东面防堵
桂军白崇禧部白崇禧、廖磊南面防堵
总计约30—40万人(各说不一,中央军嫡系约10余万,地方军约20余万)蒋介石(1935年3月2日飞重庆亲自督剿)—
8.2 一渡赤水(1935年1月29日)
(一)遵义会议后的北渡长江计划

遵义会议决定: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在泸州—宜宾段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根据地。

(二)土城战斗(1935年1月28日)——青杠坡之战
项目内容
时间1935年1月28日拂晓—黄昏
地点贵州习水县土城镇青杠坡(一说「青菜沟」「青杠坡」)
红军参战红三、五军团及干部团(约6000—8000人);红一军团第二师一部
指挥官彭德怀、杨尚昆(前线指挥);朱德亲临前线(后毛泽东、周恩来亦到)
国军川军郭勋祺模范师、潘佐独立第4旅、廖泽教导师(第3旅)等
结果红军失利,未能歼敌,被迫撤出战斗

失利原因剖析:

  1. 情报严重失误:红军情报部门将川军兵力判断为「4个团约4000人」(一说「郭勋祺部4个团」),实际为6个团以上、约1万余人(一说川军郭勋祺模范师3个旅6个团加潘佐旅,共约1.2万人)。情报来源为俘获的川军士兵口供与不准确的电报截译。
  2. 地形不利:青杠坡为两山夹一沟的狭长地形,红军沿山梁仰攻,川军据守有利高地,火力优势明显。
  3. 轻敌:认为川军战斗力弱于中央军,可「一鼓歼灭」。实际郭勋祺部为刘湘精锐「模范师」,装备与训练均佳。
  4. 协同不足:红一军团主力远在赤水方向,未能及时靠拢。

朱德亲上前线:战斗危急时,朱德主动要求到前线指挥。毛泽东起初不同意,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牺牲了也心甘。」(大意,见多方回忆录)朱德遂亲临三、五军团前沿指挥。这是长征中朱德罕见的亲临火线。

干部团投入战斗:战斗最激烈时,中革军委急调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 增援。干部团由红军学校学员与各级干部编成,战斗力强。干部团的一个突击冲锋稳住了战线,掩护主力撤退。

毛泽东战后总结:「土城战斗,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们虽然给了川军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损失不小,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一仗给我们的教训是:敌情不明,地形不利,轻敌冒进。」(大意)
(三)一渡赤水
  • 1935年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下令全军分三路西渡赤水河:
    • 红一、九军团及军委二、三局从猿猴(元厚)、土城下游渡河;
    • 红三军团及军委纵队从土城上游浮桥渡河;
    • 红五军团担任后卫,最后渡河。
  • 渡河后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
  • 原计划北渡长江受阻:川军刘湘在长江南岸部署12个旅以上重兵(潘文华任「川南剿匪总指挥」),并烧毁渡船、封锁港口。中革军委于2月3日决定暂不渡江,改在川滇黔边机动作战。
8.3 扎西会议与部队整编(1935年2月5—9日)

「扎西会议」是三次会议的统称(并非一次会议):

会议时间地点主要内容
「鸡鸣三省」会议1935年2月5日川滇黔三省交界处「鸡鸣三省」石厢子(一说水田寨花房子、一说林口)博古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职务(连同印章、文件)交给张闻天;讨论红二、六军团与中央苏区留守部队的战略方针
大河滩会议1935年2月6—7日云南威信县大河滩(庄子上)通过《遵义会议决议》文本(一说2月8日在扎西通过);决定暂缓渡江
扎西会议1935年2月9日云南威信县扎西镇(江西会馆、湖广会馆)部队缩编;成立川南特委与川南游击纵队;确定「回师黔北」方针
(一)博古交权

据周恩来1972年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回忆:

「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毛主席说,洛甫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明理』……当时毛主席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做嘛。」(大意)

博古交出两副装有中央文件、印章的挑子给张闻天,从此张闻天(洛甫)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一说「负总责」,当时未设「总书记」职务名称)。

(二)部队缩编
缩编前缩编后
各军团辖2—3个师,师辖3个团取消师一级番号(红一军团保留第1、第2师番号,一说亦取消),军团直辖团
全军30个团缩编为16个团
红三军团辖第4、5、6师直辖第10、11、12、13团
红五军团辖第13、34师直辖第37、38、39团
红九军团辖第3、22师直辖第40、41团(一说3个团)
军委纵队臃肿大批干部下连队,辎重、非战斗人员精简;扔掉「坛坛罐罐」(印刷机、造币机、医疗器械等笨重器材多被掩埋或丢弃)
缩编的意义:这是纠正长征初期「大搬家式」行军的关键一步。部队轻装后行军速度大幅提升,为四渡赤水的机动作战创造了物质条件。
(三)其他决定
  1. 成立中共川南特委与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约600余人,由徐策、余泽鸿等领导),在川滇黔边坚持游击,牵制敌军。该纵队后基本损失殆尽,余部坚持至1937年。
  2. 对中央苏区留守部队的指示:电令项英、陈毅等「分散游击,保存力量」,纠正其「集中兵力打正规战」的错误。
  3. 对红二、六军团的指示:电令贺龙、任弼时等在湘鄂川黔边坚持,「利用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
8.4 二渡赤水(1935年2月18—21日)
(一)「回师黔北」的决策

1935年2月10日,中革军委在扎西发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后,决定东渡赤水、回师黔北,理由:

  1. 黔军王家烈部战斗力最弱(「双枪兵」),是国民党军「围剿」阵营中的薄弱环节;
  2. 蒋介石的主力(薛岳部)已被吸引至川南,黔北空虚;
  3. 遵义地区群众基础较好,可补充兵员、物资。
(二)渡河经过
  • 2月18—21日,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二渡)。
  • 红三军团为前卫,红一军团随后,军委纵队居中,红五、九军团后卫。
  • 二郎滩渡口原有浮桥(一渡时部分拆除),红军先遣队击溃守敌后迅速架桥。
  • 渡河后红三军团向桐梓急进。
8.5 娄山关战斗(1935年2月25—26日)
项目内容
时间1935年2月25日—26日
地点贵州桐梓县与遵义县交界的娄山关(大娄山主峰隘口,海拔约1440米)
红军红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第10、11、12、13团;红一军团第1、2师从侧翼迂回
指挥官彭德怀(前线指挥);张爱萍(红三军团第11团政委,率先攻占关口);钟伟剑(红三军团参谋长,负伤)
国军黔军王家烈部第6团(金祖典团)、第15团(侯之担部),后增援柏辉章师
结果红军大捷,歼灭黔军4个团(一说2个团又2个营),俘敌约2000人(一说600余),夺取娄山关

战斗经过:

  1. 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第13团(团长彭雪枫)在娄山关北口与黔军接触,发起攻击。
  2. 娄山关地势极为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两侧绝壁,中间仅一条公路(当时为石板路)穿过。黔军据守关口与小尖山、大尖山等制高点。
  3. 彭德怀采取正面强攻 + 两翼迂回战术:第10、11团从左右两侧攀崖迂回至敌后;第12、13团正面仰攻。
  4. 战斗反复争夺,「小尖山」阵地数次易手。红三军团参谋长钟伟剑在指挥中负重伤(一说牺牲,实际负伤后继续长征,1935年6月在云南牺牲的说法存疑;钟伟剑实际于1935年牺牲地点与时间各说不一)。
  5. 26日晨,红一军团第1师从东侧迂回至板桥镇,切断黔军退路;红三军团正面猛攻,黔军溃败。
  6. 红军乘胜南下,于27日再占遵义。
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1935年2月):「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毛泽东自注(1962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总是少于困难……心情是苍凉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是写当时的战略转变。」
8.6 遵义战役大捷(1935年2月27—28日)
项目内容
时间1935年2月27日—28日
地点贵州遵义城及城南忠庄铺、老鸦山、红花岗一线
红军红一、三军团主力,红五军团一部
国军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第4军):韩汉英第59师、唐云山第93师;黔军王家烈部残部
结果红军大捷:歼灭吴奇伟纵队第59师师大部、第93师一部,俘敌约3000人(一说24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战斗经过:

  1. 27日,红军再占遵义城。王家烈部溃退,吴奇伟纵队第59、93师从乌江南岸驰援,进至遵义城南忠庄铺、老鸦山一线。
  2. 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三军团正面抗击,红一军团从东侧迂回至敌后,实施包围歼灭。
  3. 28日拂晓总攻。红一军团第1师、第2师从东南方向插入忠庄铺,切断吴奇伟纵队退路;红三军团正面猛攻老鸦山、红花岗。
  4. 吴奇伟见势不妙,率残部南逃,并在乌江边砍断浮桥,致使后续部队约1800人(一说千余)被俘、溃散。
  5. 红军追至乌江北岸,因浮桥已毁、敌军对岸据守,未再强渡。

意义:

  •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胜仗(一说与直罗镇战役并列,但直罗镇在陕北、属1935年11月)。
  • 歼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缴枪2000余支(一说3000余支)。
  • 极大鼓舞了全军士气,扭转了湘江战役后的颓势,验证了遵义会议确立的军事路线的正确性。
  • 蒋介石在日记中称此为「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大意,蒋日记原文措辞存争议)。
8.7 三渡赤水(1935年3月16—17日)
(一)鲁班场战斗(1935年3月15日)——受挫
项目内容
时间1935年3月15日
地点贵州仁怀县鲁班场
红军红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约1万余人)
指挥官林彪、聂荣臻(提出建议);彭德怀、杨尚昆
国军中央军周浑元第36军第13师(万耀煌)、第96师(谢溥福)、第5师(李抱冰)等,约4个师
结果红军未能得手,伤亡约1500人(各说不一),主动撤出

失利原因:周浑元部采取「堡垒主义」,构筑大量碉堡工事固守,红军缺乏重武器,攻坚不利。此战再次暴露了「打碉堡战」的困难,促使中革军委决定放弃攻坚,转为大范围机动。

(二)三渡赤水
  • 1935年3月16日—17日,红军在茅台镇(及朱砂堡、九溪口)三渡赤水河,大张旗鼓、故意让敌电台侦悉。
  • 渡河后进入川南古蔺地区,摆出北渡长江姿态。
  • 同时派红一军团一个团(一说红九军团一部)伪装主力向西北古蔺县城方向佯动,电台以军委名义发报,成功吸引蒋介石注意力。

效果:蒋介石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各路大军再次向川南集中,川军潘文华部南下、滇军东进、中央军薛岳部西追。黔北再次空虚——这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

8.8 四渡赤水(1935年3月21—22日)
  • 1935年3月21日夜—22日,红军秘密、迅速地在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四渡赤水河,回师黔北。
  • 与三渡的「大张旗鼓」形成鲜明对比:四渡时严格保密,电台静默,各军团按指定路线疾进。
  • 渡河后红军南下,越过遵义—仁怀大道,急速向乌江推进。
  • 3月29日—31日,红军在江界河、大塘、九庄等渡口南渡乌江(红一军团第1师为先导,工兵架浮桥)。
  • 至此,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军在川黔滇边的合围圈。

南渡乌江后的佯动:

  1. 红军南渡乌江后,直逼贵阳。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1935年3月24日飞抵贵阳),身边只有郭思演第99师的4个团(一说不足4个团)。蒋极为惊慌,急令滇军孙渡纵队(3个旅)「火速东进救驾」。
  2. 这正是毛泽东的意图——「调出滇军就是胜利」(此语见于多方回忆,为毛泽东在会理会议前后的讲话大意)。
  3. 4月上旬,红军以一部佯攻贵阳东南的龙里,主力则向西疾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
8.9 四渡赤水的指挥艺术
特点具体表现
高度机动3个多月内,红军在川黔滇边纵横驰骋,四次渡过赤水河,行程约3000—4000里(各说不一)
声东击西三渡「大张旗鼓」吸引敌军、四渡「秘密隐蔽」跳出包围;佯攻贵阳、直插云南
调动敌人不追求「歼敌主力」,而以「调动敌军、创造战机」为核心,使敌始终判断错误
虚实结合电台佯动、小部队伪装主力、故意泄露行军方向
集中与分散的灵活转换需要打歼灭战时集中(娄山关、遵义),需要机动时分散多路渡河
利用矛盾充分利用蒋介石与川军刘湘、滇军龙云、黔军王家烈、桂军白崇禧之间的地方实力派与中央军的矛盾——各路军阀都以「保存实力」为首要考虑,防堵不力
毛泽东本人的评价:1960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时说:「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不算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平生得意之笔。」(大意;此谈话见蒙哥马利回忆录及中方陪同人员回忆,措辞略有差异)
8.10 四渡赤水的争议与不同看法
  1.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一人指挥」的说法:通行党史强调毛泽东的作用。但研究表明,周恩来作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参与了每一次重大决策;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多次亲临前线;刘伯承(总参谋长)负责行军路线与渡河组织。三人军事小组(3月中旬成立)为集体决策机构。
  2. 土城战斗的评价:官方长期回避土城失利的细节,直到1980年代后才公开承认「情报失误导致失利」。
  3. 鲁班场战斗的评价:长期被淡化,部分党史著作未提及。1980年代后的研究普遍承认这是一次「未达成目的的攻坚战」。
  4. 蒋介石方面的情报失误:国民党军并非「愚蠢」——蒋在四渡期间曾多次准确判断红军意图(如1935年3月判断红军将南渡乌江),但因各路军阀执行力不足、通讯迟缓、判断反复而未能合围。这一点在国民党军档案(如《国民革命军战史》)中有反映。
  5. 红军行军里程:「四渡赤水行程3000里」「4000里」等说法不一,因行军路线曲折、各部路线不同,难以精确统计。

▶九、巧渡金沙江(1935年4月—5月9日)
9.1 战略态势

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后,红军面临的新任务:北渡金沙江,进入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国民党军部署:

集团兵力指挥官动向
中央军「追剿」军薛岳部第2路军(吴奇伟纵队、周浑元纵队等)薛岳尾追红军,已过乌江
滇军龙云部约10个旅(孙渡纵队主力已被调往贵阳「救驾」)龙云、孙渡云南空虚
川军刘湘部约12个旅以上刘湘、刘文辉(第24军,防守川康边)长江以北布防
金沙江防务刘文辉部(第24军):刘元瑭旅守西昌—会理一带,另在渡口驻守刘文辉金沙江南岸渡口多被封锁,船只被烧毁或沉江
9.2 佯攻贵阳、直插云南(1935年4月上旬)
  • 红军南渡乌江后,以红九军团(罗炳辉)及红一军团一部佯攻贵阳东南,主力向西疾进。
  • 4月2日,红军逼近贵阳(距城约数十里),蒋介石急调滇军孙渡纵队(安恩溥、刘正富、鲁道源3个旅)东援「救驾」。
  • 4月上旬,红军以红一军团一部佯攻龙里,主力则穿过湘黔公路向西,4月8日—9日从贵阳、龙里之间越过滇黔公路,直插云南。
  • 4月中下旬,红军进入云南,分两路西进:
    • 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为左路,经马龙、寻甸、嵩明,逼近昆明;
    • 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为右路,经沾益、曲靖,向金沙江急进。
9.3 昆明虚晃与「云南王」龙云
  • 1935年4月29日—30日,红一军团逼近昆明近郊(杨林、大板桥),距昆明城约十余里。
  • 龙云此时手中兵力极为有限(孙渡纵队主力已被蒋介石调往贵州,滇军各部多被牵制),急调各地民团、军校学生、机关人员守城,并向蒋介石、薛岳告急。
  • 红一军团并未攻城,而是虚晃一枪后转向金沙江渡口疾进。此举进一步调动了滇军,使金沙江沿线守军被抽调回防昆明。
  • 红军在曲靖关下村附近缴获了龙云送给薛岳的云南十万分之一地图(一说为1:10万地图,共数十份)以及云南白药、普洱茶、宣威火腿等物资。这批地图对红军此后在川康地区的行军极为重要(此前红军所用地图多为中学课本附图或粗略示意图)。
关于「地图缴获」的记载:多方回忆录(如聂荣臻、杨得志)均提及此事,但缴获地点(曲靖关下村 / 马龙 / 嵩明)、地图份数、护送人员(一说为龙云的副官,乘汽车)等细节各版本略有出入。
9.4 抢渡金沙江的三路部署

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决定分三路抢渡金沙江:

路线部队渡口任务
左路(西路)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第1师、第2师龙街渡(元谋县)架桥渡江
中路(主力)军委纵队、红三军团、干部团皎平渡(禄劝县,一说禄劝县皎西乡)抢占渡口,主力渡江
右路(东路)红三军团一部(第11团)洪门渡(禄劝—会理间)分散渡江
后卫红五军团(董振堂)石板河、皎平渡阻击追敌,掩护全军渡江
9.5 干部团抢占皎平渡(1935年5月3日)
项目内容
时间1935年5月3日凌晨
部队军委干部团先遣营(第3营,一说第5连)
指挥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先遣营营长萧应棠(一说为干部团第3营营长)
渡江司令刘伯承(中革军委任命为先遣司令,随干部团行动)
结果兵不血刃夺取皎平渡口,缴获木船(一说2只,另在下游及北岸共找到7只)

经过:

  1. 4月30日,干部团先遣营伪装成国民党中央军(一说穿上缴获的国军军服),日夜兼程,一天一夜行军约160—200里(各说不一)。
  2. 途中遇前来烧船封渡的国民党地方人员,先遣营将其「接待」并继续前进,未走漏消息。
  3. 5月3日凌晨到达皎平渡南岸。当地船工(一说为张朝寿、张朝满兄弟等)在红军政策感召下,主动帮助红军找船、划船。
  4. 先遣队乘船渡过北岸,俘虏了金沙江北岸(四川会理县境)厘金局(税卡)的税警与守军(一说为川军刘文辉部一个连的排哨),缴获船只。
  5. 刘伯承随后渡江,任渡江司令员,统一指挥渡江。
9.6 皎平渡:7只船、9天9夜
  • 皎平渡位于云南禄劝县与四川会理县交界的金沙江上,江面宽约200—300米(各说不一,最宽处约300米),水深流急,两岸为陡峭山崖。
  • 红军共找到7只木船(一说6只,另有说法称初得2只、后陆续搜集到7只)。每船每次可载约30—40人(一说20—30人)。
  • 从5月3日至5月9日,共9天9夜(一说7天7夜),中央纵队、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主力约2万余人(一说3万人)全部渡过金沙江。
  • 船工:当地招募了约36—37名船工(一说30余人),昼夜不停摆渡。红军付给船工较高报酬(一说每人每天大洋1元、另发鸦片——此为当时川滇边的特殊情况,多方史料记载红军以鸦片折抵部分船钱,此细节长期被官方叙述回避,1980年代后才有公开记载)。
  • 刘伯承的渡江组织:设立渡江司令部,规定严格的渡江秩序(按建制、按批次、指定船只),并亲自督阵。因组织得当,未发生重大翻船事故(一说有翻船损失,数字不详)。
9.7 龙街渡架桥失败与红一军团改道
  • 红一军团第1师到达龙街渡(元谋县),发现江面宽约300—400米(一说500米),水流湍急。
  • 部队尝试架设浮桥:用门板、竹筏、绳索连接,但竹筏、门板一入水即被急流冲走,架桥失败。
  • 又尝试在江面拉绳「牵索渡」,亦失败。
  • 中革军委电令红一军团放弃龙街渡,改走皎平渡(一说部分从洪门渡渡过)。红一军团沿江西行约200余里(一说120里),于5月6—7日到达皎平渡,5月7—9日渡江。
  • 龙街渡的佯动效果:红一军团在龙街渡的活动被国民党空军侦察到,蒋介石判断红军主力将从龙街渡渡江,急令薛岳部与川军向元谋、龙街方向增堵。这一误判为主力从皎平渡渡江争取了宝贵时间。
9.8 洪门渡与红三军团
  • 红三军团第11团(一说第13团)在洪门渡渡江,江面较窄,水流稍缓,找到数只小船,陆续渡过。
  • 红三军团主力(彭德怀)经皎平渡渡江。
9.9 红五军团石板河阻击战(1935年5月)
项目内容
时间1935年5月上旬(约5月3—8日)
地点云南禄劝县石板河(皎平渡以南约30—50里,一说会理南的岔河、石板河一带)
红军红五军团(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委),约1万余人(一说5000余人)
国军中央军薛岳部先头部队(第13师万耀煌部等)、滇军
结果红五军团以寡敌众,阻击追敌3—5天(一说「七天七夜」),掩护全军渡江后自身渡江
  • 红五军团自长征以来一直担任全军总后卫,湘江战役中其第34师整师覆没,此次再次承担最危险的任务。
  • 石板河地形为一狭长山谷,红军凭险据守,逐次抵抗、逐步后撤。
  • 5月8—9日,红五军团最后一批部队渡江。渡江后凿沉船只、破坏渡口(一说将船拖至北岸)。
  • 意义:全军渡江后,薛岳部追至江边已无船可渡,只能望江兴叹。红军跳出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蒋介石的反应:据国民党军档案与薛岳幕僚回忆,蒋在得知红军已渡金沙江后极为震怒,斥责各路将领「行动迟缓」「贻误戎机」。薛岳部追至江边时已迟了2—3天。
9.10 罗炳辉红九军团的牵制行动
  • 红九军团(罗炳辉、何长工)在四渡赤水后曾单独行动于滇东北(昭通、镇雄、威信一带),以少数兵力(一说约1万人,一说6000余人)佯装主力,吸引川军、滇军。
  • 红九军团曾攻占云南宣威、贵州威宁(一说赫章) 等地,制造「红军将北渡长江」的假象。
  • 1935年5—6月,红九军团渡过金沙江(一说在巧家—东川间的树桔渡口渡江),后经四川西昌地区北上与主力会合。
  • 1935年6月,红九军团番号撤销(一说改称红三十二军),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后随左路军行动,最终编入红四方面军,1936年随红四方面军北上。罗炳辉1946年病逝(一说山东枣庄),是长征中幸存的重要将领。
9.11 巧渡金沙江的战略意义
  1. 彻底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军从此取得战略主动权。
  2. 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的计划。蒋原本预计红军将在金沙江以南被合围。
  3. 实现了遵义会议与黎平会议确定的「北上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战略的第一步。
  4. 7只船渡2万余人(一说3万人),历时9天9夜,渡江组织之成功在世界军事史上罕见,充分体现了刘伯承的渡河组织能力与红军的纪律性。
  5. 缴获云南十万分之一地图,为此后在川康地区行军提供了关键情报保障。

▶十、彝海结盟(1935年5月22日)
10.1 背景:红军进入彝族聚居区
  • 渡过金沙江后,红军沿会理—西昌大道北上。西昌至大渡河一线为彝族(当时称「倮倮」)聚居区,主要有「果基(沽鸡)」「罗洪」「倮伍」三大部落(家支)。
  • 历史上,汉族官军与彝族部落长期冲突不断。清末至民国,四川地方军阀(刘文辉第24军)对彝族实行高压统治,激起强烈反抗。彝族群众对「汉人军队」普遍怀有敌意。
  • 国民党方面亦试图利用彝族部落阻挡红军(一说刘文辉曾向彝族头人发放武器、金钱,令其袭扰红军)。
10.2 红军先遣队与民族政策
项目内容
先遣队组成红一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为前卫;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任先遣队司令员,聂荣臻任先遣队政治委员
民族政策严格执行「不打彝族、不杀彝族、不拿彝族群众一针一线」;释放被关押的彝族「人质」(一说国民党地方当局关押的彝族头人子弟);宣传「彝汉平等」「红军是穷人的军队」
文件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一说为进入彝区前的临时通令),要求「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得侮辱少数民族」
10.3 结盟经过
项目内容
时间1935年5月22日(一说5月21日—22日)
地点四川冕宁县彝海(一说「袁海子」,海拔约2280米的高山湖泊)
红军方刘伯承(先遣队司令)、聂荣臻(先遣队政委)、肖华(红一军团第1师政委,任谈判翻译/联络员之一)
彝族方果基约达(小叶丹)——果基部落头人(一说「沽鸡」家支首领);其叔父果基约列;另有罗洪部落代表
仪式歃血为盟:按彝族传统,将鸡血(一说以水代血,或滴入双方血液)滴入酒中,双方对天盟誓,结为兄弟
结果刘伯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刘伯承年长为兄);小叶丹派人为红军带路,并协助护送后续部队通过彝区

详细经过:

  1. 5月20—21日,红军先遣队进入彝区,在大桥镇、彝海一带遭到罗洪、果基等部落武装袭击。红军严格执行「不还击」命令,仅以喊话、宣传应对,部分部队被抢走武器、衣物(一说红军战士被剥去衣服)。
  2. 聂荣臻、刘伯承决定以谈判解决,派出代表(一说肖华、一说先遣队政治干部)与果基部落接触。
  3. 小叶丹起初疑虑,经红军释放被押彝人、赠送武器(一说红军赠送步枪若干支给小叶丹)等举措后,态度转变。
  4. 5月22日,在彝海边,刘伯承与小叶丹举行结盟仪式。彝海结盟成为中共民族政策的经典案例。
  5. 结盟后,红军成立「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小叶丹任支队长(一说「彝民红军司令」),红军赠旗、赠枪。
  6. 红军主力(约2万余人)在小叶丹等人的护送下,用7天7夜(一说3—5天)安全通过约150—200里彝区,未再发生重大冲突。
10.4 小叶丹的结局与后世争议
  • 小叶丹(果基约达)的结局:1942年(一说1941年),小叶丹在彝区械斗中被罗洪部落(一说国民党地方武装)杀害,年仅约40岁(生年不详,一说1894年—1942年)。
  • 沽鸡支队的命运:红军北上后,沽鸡支队失去与中共的联系,在国民党与地方军阀压迫下逐渐瓦解,部分成员牺牲,部分隐匿。小叶丹之妻沙马尔各保存了红军授予的旗帜多年,1950年解放军进入凉山后交出。
  • 争议:
    1. 结盟的具体仪式细节(是否歃鸡血、是否以水代血、誓词原文)各方回忆差异较大。
    2. 「沽鸡」与「果基」的译名:不同史料写作「沽鸡」「果基」「古鸡」,均为彝语家支名的音译。
    3. 罗洪部落的角色:部分史料称罗洪部落头人罗洪作一也曾参与谈判(一说其态度反复),但结盟对象仅为果基部落。
    4. 1950年代后对小叶丹的评价:一度因「地方民族主义」「奴隶主头人」等问题被批判,其家属受到不公正待遇;1980年代后重新评价,1995年冕宁彝海结盟纪念碑落成,小叶丹被正式认定为「彝族红军领袖」。

▶十一、强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1935年5月24—29日)
11.1 「石达开第二」的阴影
  • 1863年(同治二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约3—4万人(各说不一)在大渡河紫打地(今安顺场一带)受阻,因河水暴涨无法渡河,被清军(四川总督骆秉章部、土司王应元、岭承恩)围困,最终全军覆没,石达开被俘后在成都凌迟处死。
  • 1935年5月,蒋介石电令川军刘文辉、刘湘:「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之覆辙无疑。」(大意,蒋电原文见国民党军档案,措辞各版本略有差异)
  • 蒋介石的部署:薛岳部从南面尾追,川军刘文辉第24军在大渡河北岸布防,杨森第20军从东面堵截,刘湘部从东北面防堵,企图将红军歼灭于大渡河以南。
11.2 安顺场强渡(1935年5月24—25日)
项目内容
时间1935年5月24日夜袭安顺场;5月25日晨强渡
地点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大渡河西岸渡口,即石达开覆灭之地附近)
红军红一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亲临指挥
突击队「十七勇士」(一说「十八勇士」):连长熊尚林(第2连连长)为队长,另有孙继先(第1营营长,一说其为第18人)、曾召明、罗会明等
船工帅士高(一说「帅仕高」「王仕高」,当地船工,时年约20余岁)等8名(一说十余名)船工
国军川军刘文辉部第24军第5旅余味儒团(一说第12团)一个营(守北岸渡口);另有地方民团
结果红军成功强渡,夺取北岸渡口,歼灭守军一个营大部

经过:

  1. 5月24日夜,红一团冒雨奔袭安顺场,歼灭守敌(一说川军一个连及民团),缴获1只木船(守敌原准备烧毁,因红军突袭未来得及)。
  2. 5月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组织强渡。挑选17名勇士(一说18名,含孙继先)组成突击队,配备步枪、马刀、手榴弹、轻机枪。
  3. 大渡河在安顺场河面宽约300米(一说250—300米),水深流急,漩涡密布,对岸为陡峭山崖,川军凭险据守并有碉堡火力。
  4. 红军在南岸集中数十挺轻重机枪、迫击炮(一说仅3门迫击炮、数挺机枪) 压制对岸火力。
  5. 勇士们乘船渡河,途中船只被激流冲至下游,船工奋力划桨、撑篙,避开漩涡,最终在下游一处石崖靠岸。
  6. 勇士们攀崖登岸,向川军阵地猛攻。川军发起反冲锋,勇士们以手榴弹、马刀近战。此时第二船(一说第二批次)渡河增援,川军溃退。
  7. 强渡成功,红军控制北岸渡口。
「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 通行党史(含杨得志回忆录《横戈马上》)称「十七勇士」,名单为:熊尚林(队长)、罗会明、刘长发、张表克、张成球、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罗长保、杨得胜(各版本名单略有出入)。- 孙继先(时任红一团第1营营长)在《强渡大渡河》回忆中称自己是第18人(负责组织突击队并亲自渡河)。杨得志则称孙继先是组织者而非突击队员。此为长期争议点。- 1950年代后官方定为「十七勇士」;部分研究者主张「十八勇士」。
11.3 渡河困境与「兵分两路」的决策
  • 安顺场仅缴获1只木船(后陆续找到2—3只,各说不一),每次渡河往返需约40—50分钟,且需人力拉纤逆流返回。
  • 以3只船渡全军(2万余人)需约1个月,而国民党追兵(薛岳部)即将到达,时间完全不允许。
  • 中革军委决策:红军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北上,夺取上游320里(一说160公里)处的泸定桥:
    • 左路(西岸):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为前卫,军委纵队、红三、五军团随后;
    • 右路(东岸):红一军团第1师(师长李聚奎、政委聂荣臻——一说聂荣臻随左路,第1师由黄甦任政委)、陈赓干部团;已由安顺场渡河的部队。
    • 刘伯承、聂荣臻率第1师与干部团沿东岸北上,策应西岸。
11.4 飞夺泸定桥:240里急行军(1935年5月27—29日)
项目内容
时间1935年5月27日晨—29日晨
部队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
里程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320里(160公里);一说「240里」为实际强行军里程(因起点不同)
时限中革军委电令:「限明天(29日)夺取泸定桥」——即在一天一夜内行军240里
途经菩萨岗、德妥、猛虎岗、磨西面、奎武村、扎坝等
战斗途中在菩萨岗、猛虎岗击溃川军及民团阻击;在磨西面与敌遭遇
关键细节5月28日雨夜:天降暴雨、道路泥泞、伸手不见五指。对岸川军点起火把行军,红四团亦点起火把,与对岸敌军「同行」。川军隔河喊话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红军司号员(一说为四川籍战士)用四川话回答「我们是川军」(一说「是刘文辉的部队」),成功蒙混。对岸川军因疲惫,走了一段后停下宿营,红四团则继续急行
到达5月29日晨6时许,红四团到达泸定桥西岸,占领西桥头
关于「雨夜举火把与敌同行」的细节:此说见于杨成武回忆录《忆长征》及多方口述史料,生动而具戏剧性。部分研究者(含西方学者如孙书云 Sun Shuyun《The Long March》)对细节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可能存在文学加工。但基本事实(雨夜急行军、一昼夜行军240里)为各方所承认。
一昼夜240里的可行性争议:按现代军事标准,一昼夜(约20—24小时)行军120公里(240华里)属极端强行军,需近乎不间断奔跑。研究者认为:① 红四团实际行军时间可能跨越约30小时(5月27日晨—29日晨为两天,其中28日为极限行军日);② 「240里」可能包含了27日的行程;③ 部队轻装、沿途无重大阻滞、士气极高(有「飞夺」的政治动员)。具体里程与时间的记载各版本不一,学界尚有争议。
11.5 泸定桥战斗(1935年5月29日下午4时)
项目内容
时间1935年5月29日下午4时(一说下午3时)总攻
地点四川泸定县泸定桥(大渡河上,建于清康熙四十五年即1706年,全长约103米,宽约3米)
桥体结构13根铁索(9根作底链、4根作扶手),上铺木板(守军已抽去大部分木板,只剩铁索)
红军红四团(王开湘、杨成武);突击队22人(一说「22勇士」),队长为第2连连长廖大珠;另有第3连连长王有才等;全团火力掩护
国军川军刘文辉部第4旅(袁国瑞旅)第38团(一说李全山团)一个营(一说2个营)防守东岸;泸定城内另有民团及第24军一部
结果红军夺桥成功,占领泸定城

战斗经过:

  1. 5月29日晨,红四团到达西岸,发现桥板已被抽去大半,东岸敌军据守桥头堡(一说城楼)并构筑工事。
  2. 王开湘、杨成武组织22人突击队(一说连长廖大珠带头请战,从全团挑选),配备短枪、马刀、手榴弹,背负木板(用于边冲边铺桥板)。
  3. 下午4时(一说3时),全团集中火力(数十挺机枪、迫击炮——一说迫击炮仅数门)压制东岸敌军。军号吹响,突击队在廖大珠带领下攀着铁索向对岸冲锋。
  4. 敌军集中火力射击铁索,并在桥头浇煤油放火(一说守军点火焚烧残留桥板与桥头城楼),企图以火阻挡。
  5. 突击队员冒着弹雨与烈火冲过桥面,与敌军展开白刃战。廖大珠负伤仍坚持战斗。后续部队(第3连等)跟进铺板、扑灭火焰。
  6. 红军冲进泸定城,与川军展开巷战。东岸北上的红一军团第1师与干部团(刘伯承、聂荣臻)此时亦赶到,从东面夹击,川军溃退。
  7. 战斗历时约2—3小时(一说「激战2小时」),红军伤亡(各说不一,一说突击队伤亡数人至十余人,全团伤亡约数十人)。
关于「泸定桥战斗激烈程度」的史料争议(重要):
| 来源 | 说法 ||------|------|| 杨成武回忆录《忆长征》 | 战斗极为激烈,22勇士冒死攀索,敌军放火,红军伤亡惨重 || 通行党史 | 「飞夺泸定桥」为长征关键战役,突破天险 || 部分国民党军档案与地方史料 | 泸定城守军兵力薄弱(仅一个营甚至一个连、民团),「未发生激烈战斗」,川军「稍事抵抗即撤退」 || 孙书云(Sun Shuyun)《The Long March》(2006) | 走访泸定当地老人,有人称「当时桥上守军很少,红军过来时几乎没有抵抗」;作者据此质疑「22勇士」的传奇性 || 部分西方学者(如 Alfred Chan 陈永发) | 认为「飞夺泸定桥」的叙事在1950年代后被大幅强化,原始记载(如1936年《红星》报、陈云1936年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泸定桥战斗的描述较为简略 || 红军方面的原始记载 | 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化名「廉臣」)中提及红军夺泸定桥,但细节不如后世回忆录丰富;林彪、聂荣臻1935年的电报中亦有「泸定桥已为我占领」的简短记载 |
学界目前的态度:多数研究者认为,「夺桥」这一事实本身没有争议(红军确实于5月29日夺取泸定桥并通过),但战斗的激烈程度、22勇士的具体事迹、敌军兵力等细节因史料来源不同而差异极大。1950年代后的叙述有明显的英雄主义强化倾向,而地方口述史料则倾向于淡化。这是一个典型的「史料层级差异」案例。
11.6 翻越大渡河以北:天全、芦山、宝兴
  • 红军过泸定桥后,沿大渡河北上,经泸定—天全—芦山—宝兴,翻越夹金山进入懋功(今小金县)。
  • 途中在天全击溃川军杨森部(一说川军第20军),在芦山短暂停留补充。
  • 1935年6月上旬,红军到达宝兴县境,开始翻越长征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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