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章 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4）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 四一二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国民党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转向「清党反共」，中国共产党由合法或半合法状态转入完全非法的地下状态。

白色恐怖的规模（据中共党史文献及当时报刊记载，数字各源略有出入）：

国民党内部同时发生分裂：汪精卫武汉政府、南京蒋介石政府、西山会议派、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粤系（李济深）、冯玉祥第二集团军、阎锡山晋绥军各据一方。1927年8月蒋介石一度下野，9月宁汉合流，1928年1月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确立蒋在党内的核心地位。

中共在1927年下半年连续发动三大武装起义——南昌起义（8月1日）、秋收起义（9月）、广州起义（12月11日），加上此后一年间的近百次武装暴动（湖北黄麻、广东海陆丰、江西弋横、湘南、闽西、百色、宁都等），初期均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几乎全部失败。

失败的教训促使中共军事战略发生根本转向：由城市中心论转向乡村包围城市。这一转向并非事先有理论设计，而是在连续失败中被逼出来的实践选择——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上井冈山是最具代表性的个案。

• 农村经济凋敝：1927年后国民党统治区田赋附加税普遍超过正税数倍（部分省份达正税的3—10倍），加上军阀混战拉夫征粮、地主高利贷（年利常见50%—100%以上），自耕农大量破产为佃农、流民。
• 土地占有高度集中：据1930年前后多种农村调查（陈翰笙、卜凯〔John Lossing Buck〕等），地主富农约占总户数5%—10%，却占有土地50%—70%（各地差异极大，具体比例史学界尚有争议）。
• 世界经济危机传导：1929—1933年大萧条使中国丝、茶、桐油、大豆等农产品出口价格暴跌，农村金融枯竭；同时白银价格波动剧烈，1934年美国《白银收购法案》引发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酿成1935年币制改革前的金融恐慌。
• 城市工人运动低落：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工会被官方「整理」，赤色工会转入地下，工人斗争以经济要求为主。

直接导火线：

1.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武汉政府公开「分共」，武汉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人面临被清洗的紧迫危险。
2. 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含贺龙第二十军、叶挺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原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奉命「东征讨蒋」集结于九江—南昌一带，张发奎已明确表态要在军内「清共」，并拟以「开会」为名诱捕贺龙、叶挺。
3.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7月中旬决定组织南昌暴动，周恩来任前委书记。

各方动机与决策过程：

• 中共中央：需要在政治上打出一个「武装反抗」的旗号，同时保留一支可控的军队。选择南昌是因为：① 敌军在南昌城内兵力仅约6000人（朱培德第五路军一部），而起义军可达2万余人，形成局部优势；② 贺龙虽非党员但坚决反蒋，叶挺部为「铁军」骨干，战斗力强；③ 朱德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第九军副军长，掌握城内警备与地形情报。
• 共产国际：态度摇摆。7月下旬共产国际曾电令「如有胜利把握方可暴动」，罗明纳兹亦持保留态度；张国焘赴九江、南昌传达「慎重」意见时遭到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等人反对（张国焘是否传达了「停止起义」的指令、以及他在会议上的具体表态，据其自述与他人回忆有较大出入，属党史存疑问题）。最终前委坚持起义。
• 贺龙：时任第二十军军长，非中共党员，但已多次请求入党。他的加入是起义成功的关键。
• 战略误判：起义后决定南下广东、夺取汕头、取得苏联海运援助，再以广东为基地二次北伐。这一「回广东」的战略构想后来被证明脱离实际——沿途无群众基础、酷暑行军减员严重、广东敌军重兵集结。

深层原因：中共在大革命时期完全依赖国民党军队的「借壳」生存，未建立自己独立掌控的武装，一旦国共破裂便毫无还手之力。南昌起义是这一结构性缺陷的应激反应，也是中共建立独立武装的起点（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议，将8月1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央军委正式规定「八一」为军旗军徽标志）。

• 导火线：七一五分共后，中共中央机关在武汉已无法工作，共产国际于1927年7月下旬派罗明纳兹来华，要求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纠正陈独秀错误。
• 会议地点选择：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因苏联顾问住所相对安全。
• 紧迫性：原定7月28日召开，因白色恐怖下代表难以集中、部分代表尚未到达，推迟至8月7日；会议只开了一天（上午至晚间），22人出席（出席人数的不同记载为21—22人，一说17人）。
• 决策结果：① 通过《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② 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③ 选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为正式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为候补委员；④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瞿秋白主持工作（未设「总书记」名义，「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是通行表述）。
• 另一面：会议在反右的同时开了「左」的口子——对国民党大规模屠杀的愤恨情绪助长了「城市暴动中心论」与「无间断革命」论，为1927年11月扩大会议的盲动主义铺路。

• 起义计划：中共湖南省委1927年8月30日决定以长沙为中心组织秋收暴动，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改组省委并任前委书记。计划分三路：第一团（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由修水进攻平江；第二团（安源工人武装与矿警队）由安源进攻萍乡、醴陵；第三团（浏阳工农义勇队）由铜鼓进攻浏阳；第四团（收编的夏斗寅残部邱国轩团）配合。
• 失败原因：① 第四团邱国轩部临阵叛变，从背后袭击第一团，第一团损失两个营；② 第二团攻占醴陵、浏阳后骄傲轻敌，被敌包围，损失三分之二；③ 第三团在东门受挫；④ 敌我力量悬殊（国民党军在湘赣边有正规军数万人），农民武装未经训练。
• 文家市决策（9月19日）：前委会议在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师长余洒度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毛泽东主张放弃原定计划，向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转移。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采纳毛泽东意见。这是中共军事战略从城市转向乡村的第一个决定性节点。
• 三湾改编（9月29—30日）的深层原因：部队到达三湾时已由5000余人减至约700—1000人（一说1500余人），军心动摇、逃跑严重、旧军队的雇佣习气与军阀作风（打骂士兵、军官特殊化）盛行。毛泽东采取三项措施：① 缩编（自愿留下，愿走者发5块银元路费）；② 党的组织建立在连上（连有支部、班排有小组、营团有党委，前委统一领导）；③ 军队内部民主（官兵平等、废除繁文礼节、经济公开、连以上设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使党对军队的领导落实到最基层，被视为人民军队建军的基石。

导火线与条件：

1. 1927年11月17日粤系张发奎、黄琪翔发动「广州事变」（又称「张黄事变」），驱逐桂系李济深势力，桂军李济深、黄绍竑部与张发奎部在广东境内混战，广州市内兵力空虚。
2. 张发奎部第四军教导团（团长叶剑英，实为中共掌握的部队，成员多为原黄埔军校与武汉军校学员）与广州工人赤卫队（周文雍领导）已具备暴动力量。
3. 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要求在广州举行城市暴动，配合「全国革命高潮」。

各方动机：

• 共产国际：罗明纳兹与诺伊曼（Heinz Neumann）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广州暴动可以成为「东方巴黎公社」，并借此向苏联国内证明中国革命并未失败。诺伊曼主张「进攻，进攻，再进攻」，反对叶挺提出的「撤出广州、到农村与海陆丰农军会合」的正确建议，这是起义失败的关键决策错误。
• 张太雷：作为广东省委书记执行上级命令，但12月12日即在赴前线途中牺牲。
• 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军事上主张撤退，意见未被采纳；事后受共产国际批评，情绪受挫，流亡欧洲十年。
• 叶剑英：任副总指挥，负责掌握教导团。

失败经过：

• 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起义，教导团与工人赤卫队约5000—6000人（一说4000余人）攻占广州市公安局、省政府、无线电局等，控制市区大部。
• 12日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公社」），苏兆征任主席（未到职，张太雷代理），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
• 12日张太雷在前往大北门指挥作战途中，于大北直街（一说西瓜园）遭伏击牺牲。
• 12日—13日，张发奎、李福林、薛岳等部约5万余人在英美日等领事馆默许下（帝国主义军舰曾炮击广州市区）反扑；13日起义军主力撤出广州，一部分（约1200人）转移到花县，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到海陆丰与彭湃部会合；一部分撤往广西左右江（后参加百色、龙州起义）；一部分到韶关与朱德部会合。
• 牺牲数字：起义军与群众牺牲约5700人（一说5000余人）；随后国民党在广州进行大搜捕屠杀，死者一说超过3000人（具体数字各方记载差异较大）。
• 后果：苏联驻广州副领事等5人被杀（「广州事件」），1927年12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广东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此后中共在广东的城市工作长期难以恢复。

教训：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构成中共从「城市暴动」向「农村割据」转变的三次血的实验。1928年6月中共六大对广州起义的评价是「无产阶级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英勇尝试」，同时也承认「在暴动的指导上犯了错误」（军事指挥上的犹豫与不撤退）。1980年代后，党史研究普遍认为广州起义的时机与坚守城市的方针均属「左」倾盲动的表现，但起义本身仍具革命意义。

兴起原因：

1. 客观条件错觉：1930年中原大战使国民党主力在中原混战，中心城市守备空虚，红军和根据地确实有较快发展（全国红军约10万余人，13块根据地）。
2. 理论框架束缚：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提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总危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各国共产党应采取进攻路线、反对「右倾主要危险」。李立三的理论直接来源于此。
3. 个人因素：李立三性格激进、浪漫，对革命形势有强烈的乐观预期，主张「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
4. 组织因素：1930年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向忠发能力有限，周恩来一度赴莫斯科），缺乏有效的集体制约。

具体行动：

•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
• 成立中央行动委员会与各路「行委」，党、团、工会合并，取消正常工作系统。
• 制定全国总暴动计划：南京兵暴、武汉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命令红一军团攻南昌、红三军团攻长沙、红二军团攻武汉外围、红七军北上打柳州桂林、红四方面军（鄂豫皖）截断平汉路，最终「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 要求「以乡村包围城市」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公开批评毛泽东的路线。

失败过程：

• 7月27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但8月初即被迫撤出（何键部反扑），得而复失。
• 9月上旬红一、三军团再攻长沙16天不克，伤亡数千人。
• 各地城市暴动（南京兵暴、武汉暴动、上海罢工）均因力量悬殊失败，地下党组织遭严重破坏。
• 李立三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蒙古，甚至提出「苏联必须准备对日作战」，引起共产国际强烈不满（共产国际反对立三路线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其对苏联外交的冒险要求）。

纠正：1930年9月24—28日六届三中全会（瞿秋白、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主持）停止全国总暴动计划，撤销行委，恢复党团工会独立组织。李立三作自我批评，随后离开中央，1930年12月赴莫斯科。

深层原因：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战略判断严重受制于莫斯科的世界革命理论框架；同时党在农村根据地的实际经验未能有效上达中央决策层——毛泽东在前线的正确意见被斥为「狭隘经验论」，理论与实践、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断裂，是「左」倾错误反复出现的制度性根源。

第五次「围剿」失败的军事原因剖析：

1. 战略方针错误：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初期「御敌于国门之外」，主动进攻黎川、硝石、资溪桥等坚固据点）→ 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处处设防、分兵把口、以碉堡对碉堡）→ 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长征初期「大搬家」）。
2. 战术错误：李德提出「短促突击」——在堡垒前短距离内突击脱离工事的敌军，实际使红军在敌机炮火力下反复消耗。红军擅长的大规模运动战、伏击战被抛弃。
3. 指挥体制错误：李德一人凭地图与电话遥控指挥（不看地形、不了解部队实际），中革军委沦为执行机关，毛泽东、彭德怀、林彪等前线指挥员的意见被斥为「游击主义」。
4. 物质条件劣势：国民党军实施严密封锁，中央苏区食盐、药品、布匹、弹药极度匮乏；「扩红」过度（1933—1934年共扩红约8万人，一说1934年5—9月即扩红8万，数字记载不一）导致农村劳动力枯竭、粮食困难。
5. 政治孤立：拒绝与福建事变反蒋力量联合，坐失良机；对白军士兵与地方实力派（陈济棠）的统战工作虽有成效但未成体系。
6. 战略预备不足：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虽决定战略转移，但准备工作是「逃跑主义」式的（携带全部机器辎重），未做政治动员，许多指战员不知道去向何方。

中原大战与红军发展的关联（重要因果关系）：1930年5—11月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将主力（约60万）调往中原，赣南、闽西、湘鄂西等地守备空虚，红军乘机大发展：中央苏区红军由约2万余发展到4万余人（一说3万—4万，记载不一），根据地由赣南闽西局部扩展到跨20余县；红四方面军（鄂豫皖）、红二军团（湘鄂西）也在同期壮大。1930年11月4日阎冯下野后，蒋立即于12月发动第一次「围剿」。可以说，没有中原大战的6个月窗口，就没有红军1930年的大发展；反过来，蒋在三次反「围剿」失败后能发动百万大军的第五次「围剿」，也因为他已在1930—1933年间压平了各派反蒋势力。

• 背景：1930年秋李立三路线失败，共产国际认为六届三中全会（瞿秋白主持）对李立三错误的纠正是「调和主义」，要求重新改组中共中央。
• 米夫的介入：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Pavel Mif）秘密来华。米夫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王明（陈绍禹）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其学生与亲信。米夫破例让当时尚非中央委员的王明直接出席并主导六届四中全会。
• 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7日）：会议只开了一天。米夫以共产国际权威压制反对意见，通过《四中全会决议案》，补选王明、沈泽民、夏曦等9人为中央委员，王明、刘少奇等进入政治局（王明直接当选政治局委员，跳过中央委员阶段，为党内罕见）。名义上向忠发仍为总书记，实权渐归王明。
• 反对派与「龙华二十四烈士」：罗章龙、何孟雄、林育南等反对四中全会，另立「中央临时干事会」；1月1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24人（一说23人或24人）因会议地点泄密在上海东方旅社被捕，2月7日在龙华被秘密杀害（「龙华二十四烈士」）。罗章龙1931年1月被开除党籍。
• 九一八事变后的强化：1931年9月下旬成立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向忠发已被处决、王明赴莫斯科，周恩来12月进入苏区，故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博古时年24岁）。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
• 打击对象：① 「罗明路线」（福建）；② 「邓毛谢古」（江西，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③ 毛泽东本人（撤销总政委、只保留政府主席虚职）；④ 军队中支持毛泽东的干部（刘伯承被撤总参谋长，罗荣桓、谭政等受批判）。
• 深层结构：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领导人的合法性来自莫斯科的认可而非党内实践检验。「留苏学生派」（教条主义者）凭借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获得权力，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本土派」（毛泽东等）被斥为「狭隘经验论」「农民意识」。这一结构性矛盾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因长征中断，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自身领导问题）才开始改变。

• 十九路军的动机：一·二八抗战后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既不愿为蒋消耗，又受中共《八一宣言》前的统战政策与自身反蒋情绪驱动；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与第三党（黄琪翔）、社会贤达联合。
• 中共内部的三种意见：
  1. 博古、李德（主导）：认为福建事变是「国民党的新欺骗」「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主张在军事上「不配合」，甚至调走东方军主力去攻打江西的堡垒；
  2. 毛泽东、彭德怀：主张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南京、上海、杭州，迫使「围剿」军回援，从而打破第五次「围剿」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彭德怀1933年11月曾致电中央提出类似建议）；
  3. 张闻天、周恩来：态度介于两者之间，主张有限度的联合，张闻天1933年11月发表《关于福建事变》一文，认为应「军事上采取配合行动」。
• 结果：福建人民政府孤立无援，1934年1月失败；蒋介石随即回师集中全力于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形势急转直下。
• 后世评价：毛泽东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批评：「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这就被迫进攻之敌军一部于回援，打破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了福建人民政府。」「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1980年代后，官方党史明确将拒绝联合福建事变列为「左」倾关门主义的严重错误。

• 导火线：顾顺章1931年4月奉命护送张国焘、陈昌浩经武汉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擅自滞留武汉，以「化广奇」艺名在新世界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被曾在上海见过他的国民党特务认出（另有说法为叛徒尤崇新指认），4月24日在汉口被捕，当晚即叛变。
• 危险性：顾顺章掌握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全部核心机密——中央机关地址、周恩来住址、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住址、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驻沪代表、中共在国民党内部的潜伏人员（包括钱壮飞、李克农、胡底）。
• 关键节点：
  1. 顾顺章要求「先送南京，不要电报通知南京」（他知道钱壮飞在南京）——这一细节是中共得以幸免的关键；
  2. 武汉方面违背其要求，当晚连发6封密电给南京徐恩曾；
  3. 4月25日（周六）晚，徐恩曾外出，机要秘书钱壮飞独自值班，破译全部电报（钱已掌握密码本）；
  4. 钱壮飞派女婿刘杞夫连夜乘火车赴上海报警，同时通知天津的胡底，并留下一封信后撤离；
  5. 4月26日晨，李克农（当日非接头条）与陈赓辗转找到周恩来，周恩来决定：中央机关立即转移、通知相关同志隐蔽、切断一切联络关系、销毁文件；
  6. 4月27日—28日，中共中央机关、江苏省委、特科系统全部转移完毕；
  7. 4月28日国民党大搜捕，扑空。
• 损失：恽代英（在狱中身份未暴露，本可营救）因顾顺章指认于4月29日被杀害；蔡和森1931年6月在香港被捕（是否与顾案直接相关，史料记载不一）；中共在上海的交通系统与部分省委机关被破坏；此后中共中央在上海已无法安全存在，被迫于1933年迁入苏区。
• 深层原因：① 情报与保卫工作高度集中于个别人（顾顺章既是特科行动负责人，又掌握全部密码与地址）；② 缺乏对高级干部的纪律监督（顾顺章生活腐化、擅自行动早有迹象）；③ 地下党在敌占城市的合法性基础薄弱。钱壮飞的「反间」成功，是中共情报史上最惊险也最关键的一次挽救。

土地革命政策的演变脉络：

查田运动（1933—1934）：1933年6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叶坪主持查田运动试点，随后在中央苏区全面展开，目的是清查被漏划的地主富农、纠正错划成分。运动中一方面确实查出部分「隐蔽的地主富农」，另一方面出现严重的扩大化——把许多中农、贫农划为富农甚至地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导致部分人生活无着、逃亡甚至自杀。1933年10月10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与《怎样分析阶级》，由毛泽东主持起草，试图划定阶级成分的具体标准以遏制扩大化；1934年初毛泽东被架空后，查田运动进一步「左」倾化，与「肃反」「罗明路线」批判交织，严重削弱了根据地内部团结。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在1980年代以后的党史研究中被显著强调。

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
├── 军政系统：何应钦（军政部长）、陈诚（第十八军/土木系）、顾祝同、刘峙、蒋鼎文
├── 特务系统：中统（陈立夫、徐恩曾，党务调查科）／军统前身（戴笠，复兴社特务处，1932年成立）
├── CC系（陈果夫、陈立夫）：控制党务与组织系统
├── 政学系（杨永泰、张群、黄郛）：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略
└── 蓝衣社/复兴社（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法西斯化组织，1932年成立，别动队参与苏区「收复」后的政治工作

博弈逻辑：蒋介石的「剿共」始终带有「一石二鸟」目的——既消灭红军，又借「追剿」把中央军势力伸入地方实力派地盘（1935年借追剿红军控制贵州、1935—1936年控制四川与两广即是典型）。地方实力派对此心知肚明，因而普遍采取「送客式追击」「只堵不追」「避战保存实力」的策略。这一结构性矛盾，是红军能够在敌军兵力绝对优势的包围中屡屡脱险的深层原因之一，也是1936年西安事变能够发生的远因。

1. 中央红军被迫长征（1934年10月）——见 红军长征。出发时约8.6万人，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时仅约7000余人，损失约90%。
2. 中央苏区与南方各根据地丧失：至1934年11月，中央苏区除少数山区外全部失守；鄂豫皖、湘鄂西、闽浙赣、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相继丧失或大幅缩小。全国红军由1933年鼎盛时期的约30万人（一说20余万，统计口径不一）降至1936年的约7万余人。
3. 留守部队的三年游击战争：项英、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傅秋涛等率约1.6万人留守，在赣粤边、闽西、闽赣边、皖浙赣、湘南、鄂豫皖边、浙南等15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至1937年。留守期间的重大牺牲包括：
   • 瞿秋白：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被俘，6月18日就义，临终高唱《国际歌》，留下《多余的话》（《多余的话》的真实性与解读长期有争议，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它反映了瞿秋白晚年的自我怀疑与对政治的厌倦，另一部分认为其中有被国民党篡改的成分）。
   • 何叔衡：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突围时跳崖牺牲（一说中弹牺牲，牺牲方式有不同记载），年59岁，是中共一大代表中牺牲最早者之一。
   • 刘伯坚：1935年3月在江西信丰突围中被俘，3月21日在大余就义，留下《带镣行》。
   • 贺昌：1935年3月在江西会昌突围中牺牲。
   • 毛泽覃：1935年4月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被围牺牲。
   • 古柏：1935年3月在广东龙川战斗中牺牲。
   • 阮啸仙、蔡会文：1935年在赣南牺牲。
   • 陈毅：1936年冬在梅山被围二十余日，写下《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4. 1937年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10月），留守的血脉得以延续。

•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三湾改编（组织基础）+ 古田会议（思想与制度基础）确立的「党指挥枪」原则，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本建军原则，延续至今。
•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从被迫的战术选择上升为系统的战略理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
• 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与后来的运动战原则，直接影响抗日战争中的《论持久战》与敌后游击战。
• 群众路线与土地革命经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怎样分析阶级》成为1947年后土改乃至1950年代阶级成分划分的技术依据。
• 政权建设经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共第一次全国性政权建设尝试，其宪法、法律、行政、司法、金融（国家银行，毛泽民任行长）、教育体系，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与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积累了干部与制度模板。

• 中共领导层的重塑：1931—1934年的连续失败使党内对「国际派」的信仰崩溃，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准备了条件。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完成这一历史清算。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土地革命战争末期（1935年）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政策由「反蒋抗日」转向「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土地革命战争因此自然过渡到全民族抗战（详见后续章节）。
• 国共关系的长期阴影：十年内战造成的仇杀（尤其苏区的「肃反」与国民党军的「清剿」屠杀）在1937年后并未真正化解，成为1941年皖南事变与1946年全面内战的历史心理背景。
• 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土地革命在南方农村第一次大规模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虽然苏区丧失后地主土地关系大多「复辟」，但农民的政治经验、阶级意识与对中共的情感认同被永久改变——这在1946—1949年的解放战争中转化为巨大的动员能力。

• 性质争议：① 官方定性为「左」倾冒险主义；② 部分研究者（如美国学者Tony Saich）认为李立三的判断在当时并非完全脱离现实——1930年确实是中共力量增长最快的一年，红军的胜利与国民党混战提供了真实机会；③ 共产国际批评李立三的核心并非其「冒险」，而是其对苏联外交的冒险要求与不服从莫斯科纪律。
• 李立三个人命运：李立三被留在苏联15年（1930—1946），其间被苏联内务部逮捕、监禁于西伯利亚，其妻李莎（俄籍）亦受牵连。这一待遇与「立三路线」的政治定性之间的关系，在1980年代后被认为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的一桩冤案。

• 1949年后长期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代表，甚至加上「叛徒」「汉奸」（1938年后被康生指控为「托派汉奸」，这一指控无实证，1980年代后已被否定）。
• 1980年代起，学界开始重新评价：① 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要求中共无条件服从国民党）；② 陈独秀在1927年上半年曾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正确建议，被共产国际否决；③ 陈独秀晚年（1937—1942年在四川江津）对苏联模式与「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了深刻反思，写下《被压迫民族之前途》《我的根本意见》等文，主张民主是「近代人类的伟大发明」，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
• 2002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陈独秀的评价已趋客观，不再使用「投降主义」，2011年后中共党史出版社相关著作进一步肯定其在建党与大革命时期的贡献。这一评价变化本身，是中共党史叙述演进的重要案例。

• 经过：1930年12月30日龙冈战斗被俘，1931年1月28日在东固被处决。
• 争议：① 传统说法为「当地群众公审大会中被愤怒群众所杀」；② 部分研究者据回忆指出，处决由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执行，因黄公略与张辉瓒有旧怨（张曾杀害黄的亲属）；③ 中共中央当时确有以张辉瓒换取20万银元、枪支弹药与释放政治犯的谈判意向（国民党方面亦曾派人接洽，见于李立三、周恩来等人的回忆及国民党档案），但谈判未成而张已被杀。
• 影响：张辉瓒被杀后，国民党军在后续「围剿」中作战更为顽固（「不留后路」心理），红军优待俘虏政策的推行也一度受阻。毛泽东后来多次表示此事处理不当。

• 会议日期：传统说法为1932年10月上旬（一说10月3日—8日，亦有10月中旬之说）；原始会议记录未见存世，具体日期依据回忆与间接档案推定，史学界尚有争议。
• 谁撤销了毛泽东的军权：① 通行说法：宁都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② 近年研究（如杨奎松、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指出：会议决定是「周恩来负战争领导总责，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是毛泽东本人主动提出回后方养病；正式撤销总政委职务是会后10月12日中革军委的命令，改由周恩来兼任。
• 意义：无论程序细节如何，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失去军事指挥权达2年3个月，直到遵义会议才恢复，这一事实无争议。

争议焦点：① 各次肃反中「毛泽东在AB团肃反中的责任」——1980年代后官方党史承认总前委（毛泽东）在富田事变与AB团肃反中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同时指出中央与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亦有责任；② 肃反扩大化的深层机制（战时恐怖心理、党内斗争方式、共产国际「第三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地方派系斗争借「肃反」清除异己）；③ 具体死亡数字几乎全部缺乏可靠档案支撑，现有数字多来自1930年代苏区自身报告或事后回忆，误差极大，学界普遍持谨慎态度。

• 蒋介石总兵力：通行说法「100万大军」，但这一数字包含全国各战场（含对湘鄂西、鄂豫皖、川陕等苏区的「围剿」兵力）；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约50万，一说30余万（初期）至60余万（末期）。
• 红军兵力：中央红军约8万—10万人（含地方部队；正规红军主力一说8.6万，与长征出发时的数字一致，此数字的来源与可靠性亦有讨论）。
• 碉堡数量：至1934年，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周围修筑碉堡约1.4万座（一说3000余座，统计口径不同：一为「围剿」期间总数，一为某一时点现存数）。

• 正面：中共第一次全国性政权尝试，为后来的政权建设提供制度与干部储备；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推行土地革命、发展经济、普及教育（苏区扫盲与列宁小学）、建立金融与邮政体系。
• 批评：① 「左」倾政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劳动法过左、经济封锁下的高税收）导致苏区经济困难、群众负担过重；② 剥夺「剥削阶级」的政治权利过宽，制造了大量「阶级敌人」；③ 一苏大会在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召开，带有明显的「苏维埃化」模仿色彩，与中国实际脱节；④ 部分海外学者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共产国际「东方苏维埃化」战略的产物，而非中国社会内在需求的结果。
• 学界共识：1980年代后，中国官方党史既肯定其历史地位，也明确批评其政策上的「左」倾错误（2002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10册（1927—193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1991年
2. 《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下），中共中央书记处编，1943年印／人民出版社1981年重印
3.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4.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含《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6.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7. 《朱德年谱》（1886—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8. 《陈云年谱》《张闻天年谱》《彭德怀年谱》等中央文献出版社年谱系列
9.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中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1983年
10.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附册：文献、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
11.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附卷：文献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
12. 江西省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
13. 共产国际档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RGASPI 藏，部分已刊布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2012年，共21卷）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2011年修订）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
3.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4.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5. 石仲泉：《长征行》《中共党史论》《毛泽东的艰辛开拓》
6.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转变过程》《「中间地带」的革命》
7.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该书重点在延安时期，但其对1930年代党内路线斗争与肃反的追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中国大陆未正式出版）
8.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9.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研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权威著作，强调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限界」）
10. 曹树基：《湘鄂赣边界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系列论文
11. 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
12. Tony Saich,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96
13. Benjamin Yang (杨炳章), From Revolution to Politics: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Long March, 1990
14. Gregor Benton, Wild Lilies, Poisonous Weeds: Dissent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97
15.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央苏区史》系列

• 前章：四一二政变与七一五事变
• 后章：红军长征
• 相关：国民革命与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