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红军长征 · 上（背景·准备·湘江·转兵）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约100万兵力、200余架飞机，对全国各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余万兵力（一说30余万，统计口径不一）直接进攻中央苏区。国民党军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总方针与「堡垒主义」「步步为营」的战术：每前进2—3公里即修筑碉堡，以碉堡群构成绵密封锁线，配合经济封锁（食盐、煤油、药品、布匹禁运）与保甲连坐制度，逐步压缩苏区。

中共中央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Otto Braun）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而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处处设防、分兵把口、以堡垒对堡垒、实施「短促突击」。红军擅长的大规模运动战与伏击战被放弃，部队在敌军飞机与重炮火力下反复消耗。

关键战役的连续失利：

至1934年9—10月，中央苏区已从鼎盛时期的跨20余县、人口约300万（一说1000万，数字存疑）被压缩到瑞金、于都、会昌、兴国、宁都、长汀、石城等狭小区域，人力、物力、财力枯竭：

• 兵源枯竭：1933—1934年中央苏区共「扩红」约8万—10万人（各源数字不一），青壮年男子几乎征尽，出现「红色补充团」直接补入主力而缺乏训练的现象。
• 粮食困难：苏区耕地因封锁与劳动力抽调而减产，1934年夏秋粮食征收困难，部队每人每日口粮标准降至数两（一说降至0.8斤以下）。
• 物资匮乏：食盐断绝（部队以辣椒水、硝盐代盐），弹药生产因原料封锁而锐减，药品几近于无，伤病员死亡率急剧上升。
• 财政崩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毛泽民任行长）发行纸币与公债，但无物资储备支撑，货币贬值。

• 1934年4月底—5月初：广昌失守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项英、陈云）作出「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并将此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获共产国际复电批准（共产国际批准电报的具体时间与措辞，因档案未完全公开而存疑）。
• 1934年5—6月：成立「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实行）主持转移的一切筹划。
• 转移准备的主要措施：
  1. 派出先遣队：红七军团（1934年7月6日北上，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六军团（1934年8月7日西征），意图调动与分散「围剿」军，并为中央红军探路。
  2. 秘密统战：1934年10月初，中共中央派潘汉年、何长工作为代表，与广东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任寰、黄质文）在江西寻乌罗塘进行三天三夜秘密谈判，达成五项协议：① 就地停战，取消敌对状态；② 互相通情报（用有线电）；③ 解除封锁；④ 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部防区设后方医院；⑤ 红军可在粤军防区借道西行，粤军后撤20华里。这一协议是红军能较顺利通过前三道封锁线的关键。
  3. 物资储备与生产：突击扩红、征粮、制造弹药、缝制冬衣。
  4. 留守部署：成立中共中央分局（项英任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任主任）、中央军区（项英兼司令员与政委），率红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政委杨英）与地方武装共约1.6万人（一说1.7万、一说3万，口径不同）留守；同时留下瞿秋白（肺病严重）、何叔衡（年59岁）、陈潭秋、贺昌、阮啸仙、蔡会文、刘伯坚、梁伯台、毛泽覃、古柏等一批干部与伤病员。
  5. 未做政治动员：转移的目的地、路线对绝大多数指战员保密，甚至许多高级干部在出发前夜才得知命令。这直接导致长征初期部队思想混乱、大量减员时的悲观与逃亡。

（一）战略层面的三重错误

毛泽东在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总结：

1. 进攻中的冒险主义（1933年9月—1934年1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主张「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命令红军主动进攻黎川、硝石、资溪桥等敌已构筑坚固工事的据点，与优势敌军打阵地消耗战。
2. 防御中的保守主义（1934年2月—9月）：转为「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堡垒对堡垒，实行「分兵把口」「六路分兵」，放弃了「诱敌深入」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正确原则。
3. 退却中的逃跑主义（1934年10月—11月）：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携带全部机器设备与辎重，行军迟缓，被动挨打。

（二）「短促突击」理论的实际后果

李德提出的「短促突击」（Kurzer Gegenstoß）要求：在红军堡垒前方短距离内，等待敌军脱离工事时实施突然冲击。这一理论在实战中：

（三）广昌战役（1934年4月10日—27日）——失败的转折点

• 背景：广昌是中央苏区北大门，国民党军以11个师（陈诚指挥，含罗卓英第十八军）沿抚河东岸进攻。
• 红军部署：博古任「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李德实际指挥，调集红一、三军团及红九军团共约3万人，在广昌以北构筑碉堡群，实行「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的硬拼。
• 战斗经过：国民党军以飞机（每天数十架次）与重炮反复轰炸，红军碉堡被逐一摧毁；红军组织多次「短促突击」均告失败。4月19日至27日，敌我反复争夺外围高地。
• 结果：4月27日广昌失守。红军伤亡5500余人（一说5000余），占参战兵力约五分之一；毙伤俘敌2626人。红三军团第五师（李天佑部）损失惨重。
• 意义：广昌战役证明「左」倾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此后苏区各线相继崩溃。

（四）高虎脑、万年亭战役（1934年7月—8月）

红三军团在高虎脑、万年亭构筑阵地，抗击国民党军第六路军（薛岳部）猛攻。彭德怀采用「阵地防御与短促突击相结合」，毙伤敌3000余人（一说2500余），自身伤亡2300余人（一说2600余）。8月底被迫放弃阵地南撤。此役虽给敌以杀伤，但红军精锐进一步消耗。

（五）温坊战斗（1934年9月1日—3日）——被浪费的胜利

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在福建长汀温坊采取运动战与夜袭战术，歼灭国民党东路军李延年纵队第九师、第三十六师各一部及第八十三师一个旅共4000余人，缴枪1500余支。

温坊战斗的意义与教训：它证明只要放弃堡垒战、恢复运动战，红军仍能打胜仗。但此时中央苏区已丧失大部分区域，人力物力枯竭，一场局部胜利无法改变战略全局。温坊战斗成为中央苏区东线最后一次胜利。

（六）松毛岭保卫战（1934年9月23日—10月初）

红九军团（罗炳辉）、红二十四师与地方武装在长汀松毛岭一线阻击国民党东路军（蒋鼎文部李延年纵队），为主力转移争取时间。激战7昼夜，红军伤亡惨重（具体数字档案记载不一，有「数千人」之说）。10月上旬松毛岭失守，瑞金东面门户洞开，战略转移已刻不容缓。

（七）人力物力的「限界」

历史学者黄道炫在《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中提出：中央苏区在1933—1934年已达到人力与物力的极限——总人口约300万的区域，先后「扩红」约10万人（一说8万），脱产人员（红军、地方武装、机关人员）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粮食与兵源均已枯竭。在这一「限界」之下，即使军事指挥正确，中央苏区能否长期坚守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这一研究视角对传统「纯粹路线错误导致失败」的叙述形成了重要补充。

与陈济棠秘密谈判的「借道」五项协议（1934年10月初，江西寻乌罗塘，谈判三天三夜）：

1. 就地停战，取消敌对状态；
2. 互相通情报（用有线电）；
3. 解除封锁；
4. 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部防区设后方医院；
5. 红军可在粤军防区借道西行，粤军后撤20华里。

中共代表：潘汉年、何长工；粤军代表：杨幼敏、黄任寰、黄质文。这一协议是红军能较顺利通过前三道封锁线的关键，也是中共统一战线策略在长征中的第一次成功运用。

留守人员的命运（与 土地革命战争 第七章相衔接）：

「大搬家式」转移的具体表现：

军委纵队的编成：

• 军委第一纵队（代号「红章纵队」，司令员叶剑英）：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部机关，约4000余人（一说3000余）。
• 军委第二纵队（代号「红星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罗迈〔李维汉〕，一说司令员为毛泽民）：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医院、辎重，约5000余人（一说6000余）。

（一）红六军团西征（1934年8月7日—10月24日）

• 战略意图：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1934年7月23日发出《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要求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并与红三军（贺龙部）取得联系，实际上是为中央红军即将进行的战略转移探路与调动敌军。
• 部队编成：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中央代表兼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下辖第十七师（师长萧克兼）、第十八师（师长龙云），共9700余人（一说9755人）。
• 行军经过：
  • 8月7日，从江西遂川横石、新江口出发；
  • 8月11日，突破赣江封锁线，进入湖南桂东；
  • 8月中下旬，穿越湘南，渡过潇水、湘江（在零陵、祁阳间），进入湘桂边；
  • 9月上旬，在广西全州—资源一带与桂军激战（文市、界首战斗），转战湘西南；
  • 10月7日，在贵州石阡甘溪遭桂军第十九师（师长李觉）伏击，部队被截为三段；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团长龙云率部掩护，被围于困牛山，龙云被俘后牺牲（一说跳崖牺牲，记载不一），全团几乎覆没；红六军团损失约2000余人（一说损失过半）；
  • 10月24日，红六军团主力约3000余人在贵州印江木黄与贺龙红三军会师。
• 会师后的编成：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两军团统一行动，由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当时尚未成立统一的军团指挥部，两军团各自保留建制，行动上一致）。
• 意义：红六军团西征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先声，为主力转移探明了路线与敌情，并与红二军团会合，为后来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奠定基础。

（二）红二十五军长征（1934年11月16日—1935年9月15日）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详见本章第八节。这里只强调一点：红二十五军是唯一一支先期到达陕北的红军主力，其到达直接为中共中央确定「以陕北为落脚点」提供了情报与物质前提。

• 1934年10月10日傍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从江西瑞金梅坑、云石山、田心等地出发，向于都方向集结。
• 10月16日—18日：中央红军各军团分别从于都县城东门、南门、西门渡口，以及于都河上游的渔翁埠、孟口、石尾、小坌等渡口，夜间渡过于都河（贡水）。
• 于都河渡河细节：于都河河面宽约600余米（一说300余米），红军工兵连与群众每天傍晚架设浮桥，拂晓前拆除并隐蔽，实行严格的「昼伏夜行」与灯火管制。于都人民捐献了大量木料、门板、床板（一说群众拆掉自家门板、床板甚至寿材用于架桥），是长征史上著名的群众支前事例。
• 10月21日：中央红军发起突围，突破第一道封锁线。

蒋介石的「追剿军」五路部署（1934年11月中旬任命何键为总司令）：

另：蒋介石电令四川刘湘在川黔边堵击，云南龙云防堵红军入滇；薛岳部为机动追击主力，共约10万人。

蒋介石的「湘江口袋」部署意图：利用湘江、潇水等天然屏障，在湘江以东（全州—灌阳—兴安—道县之间的三角地带）将红军「围歼」。1934年11月下旬，蒋判断红军将在兴安以北渡湘江，遂令刘建绪部南下全州、白崇禧部北上灌阳兴安、薛岳部与周浑元部衔尾急追、李云杰部与李抱冰部从东面压迫，形成合围之势。

湘江自广西兴安境内由西南向东北流，在兴安县城附近折向东北，流经全州、灌阳之间。全州—兴安—灌阳构成一个三角形地带，湘江从西北向东南贯穿其中。湘江在此段河面宽约100—200米，可徒涉处不多，主要渡口有：

时间条件：1934年11月下旬，桂北已进入冬季，天气阴冷，时有小雨；湘江水位不高，但河底多卵石，徒涉困难。

11月22日前后的关键窗口：

• 桂军原在全州、灌阳、兴安一线部署约2个师（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第七军第二十四师等）。
• 白崇禧判断：① 蒋介石「追剿」的真实意图是借追红军之机将中央军势力伸入广西（「假途灭虢」）；② 桂军兵力有限，无法在桂北长期与红军硬拼；③ 若桂军在全州一线死堵，中央军将尾随红军进入广西腹地。
• 白崇禧的对策：「送客式」防堵——将桂军主力从全州、兴安一线南撤至桂林—恭城—平乐一带，只留少量部队在全州、灌阳监视；采取「不拦腰、只斩尾」方针，让红军过境，但截击红军后卫与辎重，既避免与红军主力硬拼，又向蒋介石交差。
• 11月22日左右，桂军第十五军主力从全州、兴安一线南撤，全州成为空城，兴安以北至全州之间约60公里出现防线真空。

红军错失的机会：

• 中革军委二局（曾希圣）已破译桂军南撤电报，掌握了这一情报。
• 但「三人团」与中革军委（李德实际指挥）未能果断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战机。原因：
  1. 辎重拖累：军委第二纵队携带大量笨重物资，日行军速度仅10—20里，从道县到湘江渡口约200余里，需时一周以上；
  2. 指挥迟缓：从11月18日红军占领道县，到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抢渡湘江命令，间隔7天；
  3. 决策犹豫：博古、李德对桂军南撤的意图判断不清，担心是诱敌之计；
  4. 序列混乱：全军采取「甬道式」队形（红一军团在左翼、红三军团在右翼、军委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红八军团与红九军团侧翼掩护），队形纵深长达100余里，首尾难以呼应。
• 11月27日，湘军刘建绪部第一路军先头部队（第十六师、第六十二师）进占全州，防线真空被填补。桂军第十五军亦奉白崇禧命于11月28日回师北上，重占灌阳、兴安一线。

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朱德署名）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部署，将全军分为四路纵队：

同时命令：

• 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第二师第四团抢占界首渡口，控制兴安—全州之间的湘江两岸，阻击湘军刘建绪部南下；
• 红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第四师抢占界首渡口以南的光华铺，阻击桂军北进；第五师在灌阳新圩阻击桂军；
• 红五军团（董振堂、李卓然）第三十四师担任全军总后卫，在道县—灌阳之间阻击追兵；
• 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居中渡江。

• 地点：广西灌阳县新圩镇（湘江以东约30公里），是桂军从灌阳北上必经之路，两侧为丘陵，中间一条公路。
• 红军部队：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李天佑），下辖第十四团、第十五团，共约3000人。钟赤兵时任第五师第十二团政委（一说第十三团政委）；第五师政委一说为刘晓。
• 敌军：桂军第七军第二十四师（师长覃联芳）、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师长梁朝玑）等，共约7个团，约1.5万人（一说1万余人）。
• 战斗经过：
  • 11月28日凌晨，红五师抢占新圩以北的排埠江、枫树脚、马鞍山一线高地，构筑简易工事。
  • 11月28日上午，桂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发起猛攻。红五师以劣势兵力依托丘陵阵地顽强抵抗。
  • 11月29日，桂军增兵至5个团，反复冲击10余次。师参谋长胡震负重伤后牺牲，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牺牲（一说牺牲于12月1日）。
  • 11月30日，红五师伤亡已过半，仍死守阵地。钟赤兵右腿被炮弹炸断，在无麻药条件下截肢（「三次截腿」的说法出自其本人及同伴回忆，手术次数记载不一），仍坚持不下火线。
  • 12月1日，红六师第十八团（一说红五师第十四团余部）接防，红五师撤出阵地渡江。
• 结果：红五师以约3000人兵力，在新圩一线阻击桂军约1.5万人3天3夜（一说4天），毙伤俘敌约2000余人（数字存疑），自身伤亡约2000人（占全师三分之二）。
• 意义：新圩阻击战为军委纵队与红三军团主力渡江争取了宝贵时间，是湘江战役中最艰苦的阻击战之一。

• 地点：广西全州县以南约15公里的觉山铺（当地俗称「脚山铺」）一带，是湘军从全州南下兴安的必经之路。
• 红军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第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第五团、第六团，以及第一师（师长李聚奎）部分部队，共约1万人。
• 敌军：湘军刘建绪第一路军第十六师（师长章亮基）、第六十二师（师长陶广）、第十九师（师长李觉）、第六十三师，共约4个师又1个旅，约3万余人（一说5个师）。
• 战斗经过：
  • 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抢占界首渡口，并控制全州以南的觉山铺一线。
  • 11月28日，湘军第十六师进占全州，随即向南攻击。
  • 11月29日拂晓，湘军以3个师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觉山铺红军阵地发起总攻。红一军团第二师依托米花山、美女梳头岭、怀中抱子岭等高地顽强抵抗。
  • 11月30日，湘军增兵至5个师，反复冲击。红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为不当俘虏，夺过警卫员的枪自尽（易荡平自尽的细节出自杨成武回忆）。红四团政委杨成武膝盖中弹负伤，仍坚持指挥。
  • 12月1日，红一军团主力撤出阵地渡江，留第四团继续阻击至下午。
• 结果：红一军团以约1万人阻击湘军约3万余人3天3夜（一说4天），毙伤俘敌约2000余人，自身伤亡约3000余人（一说2000余，数字存疑）。
• 意义：觉山铺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中规模最大的一场阻击战，直接保卫了军委纵队与红一军团主力的渡江通道。

• 地点：广西兴安县以北约5公里的光华铺（界首渡口以南），是桂军从兴安北上界首渡口的必经之路。
• 红军部队：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第十团（团长沈述清）、第十一团、第十二团，共约3000余人（一说4000人）。
• 敌军：桂军第七军第二十四师（师长覃联芳）、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师长王景宋）等部，约1.5万人（一说1万余人）。
• 战斗经过：
  • 11月27日，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团长沈述清）抢占界首渡口，并控制光华铺一线。
  • 11月29日，桂军第二十四师从兴安北上，向光华铺红军阵地发起猛攻。红十团依托公路两侧丘陵阻击。
  • 11月30日，桂军增兵反复冲击。红十团团长沈述清牺牲，随即由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团长，杜中美当日亦牺牲（「一日之内两任团长牺牲」，是湘江战役中最惨烈的细节之一）。
  • 12月1日，红四师主力撤出阵地渡江。
• 结果：红三军团第四师以约3000余人阻击桂军约1.5万人3天3夜（一说2天），毙伤俘敌约1000余人，自身伤亡约1000余人（一说2000余人，数字存疑）。
• 意义：光华铺阻击战直接保卫了界首渡口——军委纵队与红三军团主力渡江的生命线。

渡江迟缓的原因：

凤凰嘴渡口惨案（1934年12月1日）：

• 12月1日，军委纵队与红八军团、红九军团一部在凤凰嘴渡口渡江。此时界首渡口已被桂军逼近，凤凰嘴成为唯一可用渡口。
• 凤凰嘴河面宽约200米（一说150米），渡口开阔无遮蔽。国民党军飞机反复低空轰炸扫射，炮弹与机枪子弹密集覆盖渡口与江面。
• 渡江部队拥挤在江边，队形混乱，伤亡极其惨重。江水被鲜血染红，当地群众后来流传「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此为民间口述，流传甚广，但最早的文字记载出处待考）。
• 红八军团在此役中遭受毁灭性损失，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率残部约1200余人（一说1000余）渡江，其余大部损失。1934年12月，红八军团番号撤销，人员并入红五军团。

部队编制：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1905—1934，湖南长沙人）、政治委员程翠林、参谋长王光道、政治部主任蔡中，下辖第一〇〇团、第一〇一团、第一〇二团，共约6000人（一说5000余）。全师多为闽西客家子弟（龙岩、上杭、永定、连城等地），是红五军团的主力师之一。

任务：担任全军总后卫，在道县—灌阳之间阻击追兵，掩护军委纵队与主力渡江。

战斗经过：

• 11月28日—30日：红三十四师在道县、江华之间的蒋家岭、审章塘一带阻击周浑元纵队与湘军李云杰部，保障军委纵队侧后安全。
• 12月1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三十四师「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但此时桂军已从灌阳北上，控制了红三十四师通往湘江的所有道路。
• 12月2日—3日：红三十四师在灌阳县文市（一说水车乡）一带试图强渡灌江，遭桂军第四十三师、第四十四师重兵堵击，被截断于湘江以东。师政委程翠林在战斗中牺牲（一说牺牲于12月1日）。
• 12月4日—12月中旬：红三十四师余部约1000余人（一说数百人）在陈树湘、王光道率领下，在道县、江华、宁远、蓝山交界的山区坚持斗争，试图寻找渡口或返回苏区。部队缺粮缺弹，伤病员大量死亡，每日减员严重。
• 12月中旬：红三十四师被打散，各团分散游击。第一〇〇团团长韩伟率余部约200余人在湘南坚持，后大部损失（韩伟本人幸存，1955年授中将军衔）。参谋长王光道率一部被俘（王光道被俘后于1938年牺牲，一说1937年）。政治部主任蔡中牺牲（一说被俘后牺牲）。

陈树湘之死（1934年12月18日，一说12月中旬）：陈树湘率余部约200余人突围至道县蚣坝镇石马神村（一说四马桥镇），遭当地民团与国民党保安团包围。陈树湘腹部中弹（一说被炮弹炸伤）负重伤，突围失败被俘。在押解至道县县城的途中（一说在白马庙，一说在梅花镇），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伤口处掏出自己的肠子绞断，壮烈殉国，年29岁（一说30岁）。

红三十四师覆灭的意义：红三十四师是湘江战役中唯一整师覆没的红军部队。全师约6000人，最终到达陕北者仅数十人（一说不足百人，具体数字无确证）。闽西客家子弟的几乎全部牺牲，使闽西苏区在战后出现「寡妇村」现象（如福建龙岩市永定区、宁化县淮土乡等地，具体村落与数字属地方史研究范畴，各方记载不一）。

随军民夫与群众：出发时随军民夫约5000—8000人（数字存疑），湘江战役后大部失散或死亡，到达陕北者极少。

1. 军事上：中央红军损失约三分之二兵力，红八军团番号撤销，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整师覆没，部队战斗力严重削弱，被迫缩编（1935年2月扎西会议缩编为16个团）。
2. 政治上：湘江惨败使党内军内对博古、李德的不满达到顶点。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在此后明确转向支持毛泽东。
3. 组织上：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12月18日黎平会议、12月31日猴场会议，逐步剥夺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为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组织调整铺平道路。
4. 心理上：湘江战役的惨烈在红军指战员心中留下深刻创伤。许多亲历者在回忆录中将湘江战役视为「长征以来最黑暗的日子」。博古在战役后精神崩溃（聂荣臻回忆其曾一度举枪欲自尽）。
5. 战略上：原定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已被国民党军预判（蒋在湘西部署了5—6个纵队约15万人构筑「口袋」），继续北上无异于自投罗网。湘江战役迫使中共重新思考战略方向，最终导致「通道转兵」与「黎平决策」。

会议背景：湘江战役后，中革军委原计划仍是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此时国民党军已在湘西完成部署：

争议点：

1. 是否存在「正式」的通道会议：党史研究界有观点认为，12月12日只是一次「军委临时碰头会」或「行军途中的紧急磋商」，而非有完整议程、正式决议的「会议」。通道会议纪念馆与湖南党史部门则认定其为正式会议。
2. 会议地点：通道县城县溪镇「恭城书院」说为主流；另有「罗武村」「下乡乡流源村」等说法。因红军在通道境内行军路线存在多条支线，具体地点难以确证。
3. 毛泽东是否在通道会议上正式提出「转兵贵州」主张：通行党史叙述肯定此点。但部分研究者（如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西进贵州」的想法在湘江战役前已由多人（包括彭德怀、张闻天）在不同场合提出，通道会议只是「采纳」而非「首创」。
4. 「通道转兵」与「黎平转兵」之争：有学者主张「通道转兵」的实际决定是在黎平会议作出的，通道只是「酝酿」。

决议核心内容：

决策意义：

1. 首次以中央政治局正式决议形式否定了「北上湘西」的原定战略，使「转兵贵州」从个人建议升格为组织决定。
2. 明确否定了共产国际与「三人团」既定方针——这是中共在没有共产国际电讯联系（电台已于1934年10月中下旬与共产国际联络中断，一说1935年初才完全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3. 确立了以遵义为中心的初步目标，为红军夺取遵义、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条件。
4. 周恩来主持会议并支持毛泽东——据李德回忆，周恩来在黎平会议后与李德发生激烈争执，李德拍桌子，周恩来亦怒斥。

争议：

• 李德是否到会：一说李德因「生病」（疟疾）未出席会议，会后由周恩来向其传达；另有说法称其列席但中途退场。
• 博古的态度：多数党史叙述称博古在黎平会议上「勉强同意」但内心不服；李德则称博古完全站在他一边。
• 决议原文的存世情况：黎平会议决议的油印原件现已难觅完整版本，现行文本主要依据中央档案馆保存件与《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决议核心内容：

历史意义：

1. 以正式决议形式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规定重大作战方针须由政治局会议决定，军委须向政治局报告。这在组织程序上剥夺了「三人团」的独断权。
2. 重申黎平决议，否定了会上部分人（一说为博古、李德）提出的「不打遵义，直接渡乌江北上湘西」或「回兵东进」的主张。
3. 确定强渡乌江、攻占遵义的行动方针，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军事前提。
4. 决定中还提出「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等当时看来过于乐观的口号，反映了决议中仍残留的「左」倾色彩。

• 乌江天险，两岸绝壁，江宽约200—250米，水流湍急。黔军烧毁渡船、拆毁浮桥，凭险据守。
• 红四团以竹筏、门板扎「浮桥」，工兵连用竹篓、门板、绳索扎成「门桥」，在敌火力下强渡。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线指挥。
• 黔军「双枪兵」（步枪+烟枪）战斗力较弱，屡攻不克。侯之担部溃败，退守遵义。
• 1月7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遵义城。

• 1935年1月7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以诈城方式夺取遵义城。
• 1月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进驻遵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新城古寺巷（现红旗路）；博古、李德住老城。
• 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进入遵义城的通令》与《八大注意》，规定「不进居民卧室」「不上街乱跑」「不买东西不给钱不行」等，纪律严明，群众反响良好。
• 1月12日，红军总政治部在遵义老城省立第三中学操场召开「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一说群众大会），毛泽东、朱德出席并讲话。
• 会议筹备：周恩来负责会务（起草议程、通知人员）；邓小平（《红星》报主编）负责会议记录（一说记录工作由邓小平与伍修权共同承担）；李德、伍修权住柏公馆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