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4）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 四一二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国民党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转向「清党反共」，中国共产党由合法或半合法状态转入完全非法的地下状态。

白色恐怖的规模（据中共党史文献及当时报刊记载，数字各源略有出入）：

国民党内部同时发生分裂：汪精卫武汉政府、南京蒋介石政府、西山会议派、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粤系（李济深）、冯玉祥第二集团军、阎锡山晋绥军各据一方。1927年8月蒋介石一度下野，9月宁汉合流，1928年1月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确立蒋在党内的核心地位。

中共在1927年下半年连续发动三大武装起义——南昌起义（8月1日）、秋收起义（9月）、广州起义（12月11日），加上此后一年间的近百次武装暴动（湖北黄麻、广东海陆丰、江西弋横、湘南、闽西、百色、宁都等），初期均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几乎全部失败。

失败的教训促使中共军事战略发生根本转向：由城市中心论转向乡村包围城市。这一转向并非事先有理论设计，而是在连续失败中被逼出来的实践选择——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上井冈山是最具代表性的个案。

• 农村经济凋敝：1927年后国民党统治区田赋附加税普遍超过正税数倍（部分省份达正税的3—10倍），加上军阀混战拉夫征粮、地主高利贷（年利常见50%—100%以上），自耕农大量破产为佃农、流民。
• 土地占有高度集中：据1930年前后多种农村调查（陈翰笙、卜凯〔John Lossing Buck〕等），地主富农约占总户数5%—10%，却占有土地50%—70%（各地差异极大，具体比例史学界尚有争议）。
• 世界经济危机传导：1929—1933年大萧条使中国丝、茶、桐油、大豆等农产品出口价格暴跌，农村金融枯竭；同时白银价格波动剧烈，1934年美国《白银收购法案》引发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酿成1935年币制改革前的金融恐慌。
• 城市工人运动低落：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工会被官方「整理」，赤色工会转入地下，工人斗争以经济要求为主。

• 时间：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
• 地点：江西南昌
• 背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屠杀，中共中央在八七会议前夕即酝酿以武装起义反抗。当时中共掌握和影响下的武装——贺龙第二十军、叶挺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等——正集中于江西南昌一带（原属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而南昌城内守军兵力相对薄弱。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 领导人：周恩来（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贺龙（起义军总指挥）、叶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朱德（第九军军长，起义时负责城内策应与情报）、刘伯承（参谋团参谋长）、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聂荣臻等
• 参与部队及人数：合计约2万余人（一说2.05万人）

• 起义经过：8月1日凌晨2时，起义军以「河山统一」为口令，颈系红领带、臂扎白毛巾，分头进攻南昌城内朱培德第五路军各部守军（约3000—6000人）。经4—5小时激战，歼敌3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起义军占领南昌全城。当日成立以谭平山、宋庆龄（未到）、邓演达（未到）等为委员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作为统一战线形式的政权机关；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
• 南下路线：8月3日至6日，起义军按中共中央原定「南下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再行北伐」的方针撤离南昌，路线为：南昌 → 抚州 → 瑞金 → 会昌 → 汀州（长汀）→ 上杭 → 大埔三河坝 → 潮州 → 汕头。南下途中酷暑行军、给养匮乏、士兵大量逃亡病减，出发时2万余人到瑞金前后已减员严重。
• 途中关键战役：
  • 会昌战役（1927年8月30日）：起义军在瑞金以北击溃钱大钧部约9000余人（一说歼敌一部、俘枪千余），攻占会昌，打开南下通道；此役贺龙、叶挺、朱德部分头协同，但起义军自身亦伤亡1700余人，未能乘胜追击、歼敌主力（📌 后世检讨此为「击溃战而非歼灭战」的战术遗憾）。
  • 三河坝分兵（1927年9月下旬）：主力（贺龙、叶挺、周恩来等）顺韩江南下攻取潮州、汕头；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及第九军教导团约3000—4000人留守大埔三河坝，掩护主力侧后。
  • 汤坑战役（1927年9月底—10月初）：主力在揭阳汤坑一带与薛岳、陈济棠等粤军激战，因敌众我寡、情报失误而失利，攻取潮汕的计划破产。
• 最终结局：潮汕失败后，主力溃散，一部（约1200人）由董朗、颜昌颐率退入海陆丰，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红二师），参加海陆丰苏维埃斗争；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领导人分散转移（叶挺、聂荣臻护送病中的周恩来经香港）。留守三河坝的朱德、陈毅率第二十五师余部约800—2000人（📌 有争议：数字各说不一）突出重围，经粤北（武平、信丰）转战湘南，于1928年1月发动湘南起义，最终在1928年4月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成为红四军的骨干力量。
• 历史意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8月1日后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 时间：1927年9月9日（部分行动自9月初即已开始）
• 地点：湖南、江西边界（湘赣边界），目标原定攻取长沙
• 背景：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到湖南，改组湖南省委，主持制定秋收起义计划。与南昌起义沿用「国民革命军」旗号不同，秋收起义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主张「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以土地革命为号召的武装起义。
• 领导人：毛泽东（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起义军总指挥，牺牲于芦溪）、余洒度（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苏先骏、余贲民、钟文璋等
• 参与力量：起义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约5000余人（一说6000人），下辖三个团（原计划四个团）：

• 起义经过：9月9日起，各路工农革命军分头出击，一度攻占醴陵、浏阳等县城及株洲等地，但因敌强我弱、缺乏正规作战经验、部分部队临阵叛变（邱国轩第四团）、各路协同困难，起义相继受挫，部队损失惨重，从5000余人锐减。
• 攻打长沙失败与文家市决策：面对国民党军在长沙的重兵集结，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在湖南浏阳文家市会合，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力排「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决定放弃攻打中心城市长沙，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农村，即「上山」——这是从城市暴动向乡村割据的关键转折（详见本章 4.3 节）。
• 行军路线：文家市 → 江西萍乡 → 芦溪（遭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 莲花 → 江西永新三湾村（三湾改编）→ 宁冈（茅坪）→ 井冈山。
• 三湾改编：见下文 3.13 节。
• 最终结局：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到达井冈山，与袁文才、王佐地方武装会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 历史意义：秋收起义是中共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帜的武装起义；文家市决策与随后上井冈山，标志着中国革命重心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实践起点。

• 时间：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
• 地点：广东广州
• 背景：1927年11月，粤系张发奎、黄琪翔（第二方面军）为争夺广东地盘，发动「张黄事变」（广州事变），驱逐桂系李济深、黄绍竑势力，广州城内粤桂两系矛盾激化、防务空虚。中共广东省委利用这一时机，决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
• 领导人：张太雷（广东省委书记、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起义总指挥）、叶挺（工农红军总司令）、叶剑英（第四军教导团团长，实际掌握起义军事骨干）、周文雍（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工人赤卫队总指挥）、聂荣臻、恽代英、陈郁、徐光海等；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Heinz Neumann）参与指导（📌 有争议：诺伊曼在起义决策与「坚守广州」方针中的作用，史学界评价不一）。
• 参与力量：

• 起义经过：12月11日凌晨，教导团与工人赤卫队约5000—6000人分头攻占广州市公安局、省政府、邮政局等要害机关，一度占领广州市区大部分地方。当日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史称「广州公社」），宣布苏兆征任主席（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文雍任人民劳动委员、恽代英任秘书等。
• 三天失败：起义军未能及时撤出城市、转入农村，且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固守广州。张发奎、李福林等部及桂军迅速回师反扑，12月12日张太雷在赴前线途中于大北门附近遭伏击牺牲（年29岁，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在战斗前线牺牲的中央政治局成员）；12月13日敌军攻占广州，起义失败，5700余人（一说5000余人）牺牲或被杀害。
• 部队转移：起义余部分几路转移——① 约1200人（含董朗、颜昌颐部及南昌起义南下余部）退入海陆丰，与彭湃部会合，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红二师），坚持海陆丰苏维埃斗争；② 一部经粤北与朱德、陈毅所率南昌起义余部会合，参加湘南起义、后上井冈山；③ 一部退往广西，为日后左右江起义（红七军、红八军）埋下骨干；④ 部分人员转入地下或赴香港。
• 历史意义：广州起义是中共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广州公社」）的一次英勇尝试，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并称为中共创建工农红军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开端；起义的迅速失败再次证明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坚守中心城市的道路行不通，客观上推动了革命重心向农村转移。

• 背景：秋收起义部队在攻打长沙受挫、南撤途中，因战斗减员、疾病、逃亡，兵力由起义初期的5000余人锐减至不足1000人，部队建制混乱、士气低落、旧军队习气严重，一些官兵动摇离队，甚至出现「军队打散」的危险。若不彻底整顿，这支力量将难以生存。
• 时间地点：1927年9月29日至30日，江西永新县三湾村。
• 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前委书记）。
• 改编内容：
  1. 组织缩编：将原有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第一、第三营等），精干建制，愿留则留、愿走发给路费，使部队更加纯洁巩固。
  2. 支部建在连上：在部队各级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党小组、连设党支部、营团设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全军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这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指挥枪」原则的组织基础。
  3. 实行军队内部民主制度：连以上各级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经济公开、官兵伙食一致），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监督军官、参与管理。
  4. 官兵平等：废除旧军队的繁文缛节与打骂制度，军官不许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菜。
• 改编后部队人数：约700人（一说700—1000人，📌 数字记载不一）。
• 历史意义：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与古田会议共同构成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两大里程碑。

• 时间：1928年4月28日前后（5月4日在砻市举行会师庆祝大会并宣布合编）
• 地点：江西宁冈砻市（今龙市，「砻市会师」）
• 背景与经过：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发动湘南起义，3月在国民党军南北夹击下失败，遂率部及湘南起义农军向井冈山转移；毛泽东率井冈山上部队分两路出击湘南接应。4月28日前后，朱德、陈毅部与毛泽东部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史称「朱毛会师」或「井冈山会师」。
• 各支队伍情况：

• 会师后合编：5月4日，会师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28年6月按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后精简为团）：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陈毅。
• 全军总人数：约1万余人（一说6000余至1.2万人，含大量非战斗人员与农军，📌 数字记载不一）。
• 历史意义：井冈山会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支最有影响的武装力量合而为一，大大增强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军事实力，「朱毛红军」威名远播；红四军的成立为人民军队的建设提供了范本，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此进入全盛时期，「朱毛」组合也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之一。

长征前，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创建了大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苏区）。下表为各主要根据地概况，其后逐一详述其产生过程：

（一）中央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最重要、居于领导地位的根据地，由毛泽东、朱德等在赣南、闽西创建。其源头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9年1月，为打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约3600余人下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出击，先后取得大柏地战斗、长岭寨战斗（攻占长汀）等胜利，逐步在赣南、闽西打开局面。1929—1930年间，红四军（后扩编为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在赣南、闽西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将原有分散的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连续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胜利，中央苏区扩大到赣南、闽西二十余县。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瑞金成为「红色首都」，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时期，红军约8.4万人（含地方武装），辖境约4.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50万。中央苏区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所在地，是全国各苏区的领导中心。1933—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被迫长征，项英、陈毅等率红二十四师及地方武装约1.6万余人留守，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关键战斗：中央苏区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反「围剿」战史。1929年大柏地战斗、长岭寨战斗打开了赣南、闽西局面；1930—1931年第一、二、三次反「围剿」（龙冈、富田、莲塘、黄陂等战斗）巩固并扩大了苏区；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的黄陂、草台岗大兵团伏击战使苏区达到鼎盛。土地革命措施方面，中央苏区先后颁布《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经历「没收一切土地」到「只没收地主阶级及公共土地」、再到确立「农民土地私有、生不补死不退」的政策演变，并开展查田运动、按《怎样分析阶级》划分农村阶级成分，极大调动了农民参军、支前的积极性（详见本章第五节土地政策演变表）。

与中央的关系：中央苏区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全国各苏区的领导中心和「大本营」。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瑞金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先后发动对「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批判，并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撤销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二）鄂豫皖苏区

鄂豫皖苏区以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的大别山为中心，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其源头是1927年11月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等领导的黄麻起义——3万余农民自卫军攻占黄安县城，成立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县城失守后，余部转入黄陂木兰山坚持游击，后发展为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同期，河南商城起义（1929年5月）、安徽六霍起义（1929年11月）分别创建了鄂豫边、皖西两块根据地。1930年，三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合编为红一军（后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许继慎、曾中生、徐向前等先后任军事指挥。1931年11月成立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鄂豫皖苏区先后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鼎盛时红四方面军约4.5万人，辖境约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50万，是全国第二大根据地。张国焘1931年底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后，在苏区大搞「肃反」（「白雀园肃反」等），错杀许继慎、曾中生等大批红军干部，严重削弱了力量。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张国焘未经中央批准率红四方面军主力约2万余人西撤入川，后创建川陕苏区（方面军发展到8万余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等）留守鄂豫皖，1934年11月长征，先期到达陕北。

关键战斗：鄂豫皖红军在1930—1932年间先后粉碎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其中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的第三、四次反「围剿」中，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取得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光战役四大胜利，共歼敌6万余人，苏家埠战役（1932年3—5月）以「围点打援」歼敌3万余人，是鄂豫皖红军战史上规模最大的胜利。土地革命措施方面，苏区普遍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并颁布《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土地法》，但因张国焘「肃反」扩大化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根据地内部元气大伤。

与中央的关系：鄂豫皖苏区名义上受中共中央（长江局、后来的临时中央）领导，但因地处偏远、交通阻隔，实际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高度集权、独断专行。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大搞「肃反」，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又擅自西撤，均与中央的正确意见相悖，中央事后批评其为「退却逃跑」。

（三）湘鄂西苏区

湘鄂西苏区以湖南西北部、湖北西部的洪湖地区为中心，由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创建，是红二军团（后红二方面军）的发源地。1928年春，贺龙、周逸群受中央派遣回家乡湘鄂边（桑植、鹤峰）发动武装斗争，举行桑植起义，创建湘鄂边根据地；段德昌等在洪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洪湖根据地。1930年7月，两块根据地的红军合编为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全军约1万余人。1931年周逸群牺牲后，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1932—1934年，夏曦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期间主持四次大「肃反」，错杀段德昌、王炳南、柳直荀等大批优秀干部，红三军由2万余人锐减至3000余人，加上国民党军持续「围剿」，洪湖苏区大部丧失，红三军被迫转移到湘鄂川黔边。1934年10月红三军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西征的红六军团在贵州木黄会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共同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

关键战斗：湘鄂西红军以洪湖地区河湖港汊的复杂地形为依托，开展水网地带游击战。段德昌指挥的红六军（后红二军团一部）在1930—1932年间多次粉碎国民党军对洪湖苏区的「围剿」，创造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的水网游击战术。但1930年邓中夏到湘鄂西推行「左」倾冒险主张，强令红二军团南征攻打长沙方向，导致部队在杨林寺等地失利、损失惨重。土地革命措施方面，洪湖苏区开展分田运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一度发展到2万余平方公里。

与中央的关系：湘鄂西苏区先后受中共中央长江局、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1932年后夏曦任中央分局书记，机械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在苏区连续发动四次大「肃反」，以「改组派」罪名错杀段德昌、柳直荀、王炳南等大批党政军干部，红三军由2万余人锐减至3000余人。贺龙等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抵制，直至1934年后中央批评、纠正了夏曦的「肃反」错误。

（四）闽浙赣苏区（赣东北）

闽浙赣苏区以江西东北部的弋阳、横峰为中心，由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创建。其源头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初的弋横起义，方志敏等发动农民武装，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经过数年发展，赣东北苏区扩展到赣、闽、浙、皖四省边界，1930年成立红十军，方志敏任政委。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及相关论述中，将赣东北根据地称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肯定其「有计划地建设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的正确路线。鼎盛时期闽浙赣苏区约1万平方公里、人口约百万。1934年7月，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寻淮洲、粟裕等）北上，11月与方志敏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约1万余人）；1935年1月在浙西怀玉山遭重兵包围，几乎全军覆没，方志敏被俘（8月在南昌就义，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粟裕率先遣队约800人突围，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关键战斗：赣东北红军以磨盘山等山区为依托，在方志敏、邵式平、黄道领导下，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多次粉碎国民党军对赣东北苏区的「围剿」（1930—1934年间经历大小战斗数百次）。1934年谭家桥战斗中，北上抗日先遣队军团长寻淮洲负重伤牺牲；1935年怀玉山一战，红十军团在数倍于己的敌军重围中几乎全军覆没，方志敏、刘畴西被俘。土地革命措施方面，赣东北苏区「深入土地革命」，被毛泽东称赞为「方志敏式」的模范根据地，其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开办银行、发行股票、组织合作社）都较有特色。

与中央的关系：赣东北（闽浙赣）苏区受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领导，方志敏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正确路线，与中央的「左」倾冒险主张时有分歧。1934年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派出，是中央（博古、李德）为调动「围剿」军、掩护中央红军准备转移而作出的战略决策，方志敏明知胜算不大仍坚决执行，最终壮烈牺牲。

（五）湘赣苏区

湘赣苏区以江西西部、湖南东部的井冈山、永新为中心。它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由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留守部队与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部余脉，彭德怀红五军一部等）坚持发展而来。1932年前后，任弼时、王震、萧克等先后在此工作，1933年6月红六军团在湘赣苏区组建（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任弼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鼎盛时红六军团约1万人。1934年8月，红六军团9700余人奉命从湘赣苏区出发西征，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转战湘桂黔，10月在贵州木黄与红二军团（红三军）会师；湘赣苏区在主力西征后大部丧失，余部坚持游击战争。

关键战斗：湘赣苏区地处中央苏区的西部屏障，红八军、红六军团在此多次抗击国民党军的「清剿」与「围剿」，牵制了大量敌军，策应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1934年8月红六军团西征途中，在湖南桂东、汝城一带突破敌军封锁，10月在贵州石阡甘溪遭桂军伏击、部队被截为三段、损失惨重，最终仍顽强抵达印江木黄与红二军团会师。土地革命措施方面，湘赣苏区继承井冈山斗争传统，深入开展分田运动与政权建设。

与中央的关系：湘赣苏区受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直接领导，任弼时曾任湘赣省委书记。1934年红六军团西征，正是中央（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寻找与红二军团会合的战略先遣行动，红六军团因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

（六）陕甘苏区（陕北）

陕甘苏区以陕西北部、甘肃东部的照金、南梁为中心，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创建，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其源头可追溯到1928年的渭华起义（刘志丹、唐澍等，失败后积累了经验）。1932年起，刘志丹、习仲勋等在陕甘边（照金、南梁）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谢子长等在陕北创建陕北苏区。1934年11月，习仲勋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时年21岁）。1935年，陕甘边与陕北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发展到数千人。1935年9月，从鄂豫皖长征而来的红二十五军（徐海东、程子华）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同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陕甘苏区由此成为中共中央新的指挥中心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刘志丹1935年10月曾在根据地「肃反」中被错误关押，毛泽东到陕北后下令释放；谢子长1935年2月因伤逝世；刘志丹1936年4月东征中在山西中阳三交镇牺牲。

关键战斗：陕甘红军以照金、南梁为中心，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敌强我弱、远离中央的条件下长期坚持。1934—1935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指挥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先后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边、陕北苏区的第一、二次「围剿」，使两块苏区连成一片。1935年9—10月，红十五军团取得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胜利，歼敌数千，巩固扩大了陕北苏区，为中央红军落脚创造了条件。土地革命措施方面，陕甘苏区开展分田、建政，习仲勋主持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施政较为稳妥务实。

与中央的关系：陕甘苏区因交通阻隔，长期与中央失去直接联系，独立坚持斗争，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根据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陕甘苏区即成为中共中央新的指挥中心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出发点。值得一提的是，刘志丹等曾在1935年10月的根据地「肃反」中被错误关押、险些被害，毛泽东到陕北后当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释放了刘志丹等人，纠正了这一错误。

（七）左右江苏区（右江、左江）

左右江苏区位于广西西部。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百色起义，成立红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创建右江根据地；1930年2月1日，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领导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创建左江根据地。右江根据地鼎盛时约数十万人口，韦拔群在东兰一带开展农民运动、深入土地革命。因敌众我寡，左江根据地仅坚持约2个月即失利。1930年秋，红七军奉命北上，转战桂、湘、粤、赣，沿途减员严重（由7000余人减至约2000人），1931年到达中央苏区，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右江根据地后由韦拔群等坚持，逐步丧失，韦拔群1932年牺牲。

（八）海陆丰苏区

海陆丰苏区位于广东东部，由彭湃创建，是中国最早的苏维埃政权之一。1927年，彭湃领导海丰、陆丰农民三次武装起义，于1927年11月21日成立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部分余部（董朗、颜昌颐部等）退入海陆丰，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与彭湃部共同坚持斗争。但在国民党军重兵进攻下，1928年3月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被攻占，仅坚持约4个月，此后转入地下与山区游击。彭湃后任中央农委书记，1929年8月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就义。海陆丰苏维埃虽短暂，却是中共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的最早尝试之一。

关键战斗与土地革命措施：海陆丰农民在彭湃领导下自1922年起即开展农民运动，是全国农运最早、最发达的地区之一。1927年三次武装起义攻占海丰、陆丰县城后，苏维埃政府颁布《没收土地案》，实行「不劳动不得田地」「土地归农兵」等激进的土地政策，是中共最早的土地革命实践之一（📌 有争议：其「烧杀政策」等过左做法，当时即受到共产国际与党内不同评价）。在国民党军李济深、陈济棠部重兵「清剿」下，苏区军民进行了英勇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

与中央的关系：海陆丰苏维埃的建立得到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直接指导，是中共在八七会议「武装反抗」方针下、于广州起义前后建立的城市周边农村苏维埃政权的典型；其迅速失败也促使中央进一步认识到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单纯依靠一地暴动难以持久，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九）琼崖苏区

琼崖苏区位于海南岛，由冯白驹、王文明等领导创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琼崖特委领导全岛武装起义，创建琼崖工农红军（后编为独立师）和分散的游击根据地（母瑞山等）。海南岛孤悬海外、与中央联系困难，琼崖党组织和红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孤岛奋战、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直至1950年海南岛解放，是中共坚持时间最长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冯白驹被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

关键战斗与土地革命措施：1927年9月，中共琼崖特委领导全岛总暴动，红军一度发展到数千人，在琼山、文昌、定安、乐会（今琼海）等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分田斗争。此后在国民党军的反复「清剿」下，琼崖红军几度遭受严重挫折，王文明、冯白驹等率余部退入母瑞山等深山密林，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一度仅剩数十人、以野果充饥）坚持斗争，保存了革命火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琼崖红军改编为工农红军独立师，采取山地游击战术长期周旋。

与中央的关系：琼崖孤悬海外，与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联系时断时续，很多时期几乎完全失去上级联系、独立坚持斗争。正因为这种「孤岛奋战」的特殊环境，琼崖党组织形成了极强的自主性与坚韧性，「二十三年红旗不倒」，成为中共坚持武装斗争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

直接导火线：

1.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武汉政府公开「分共」，武汉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人面临被清洗的紧迫危险。
2. 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含贺龙第二十军、叶挺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原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奉命「东征讨蒋」集结于九江—南昌一带，张发奎已明确表态要在军内「清共」，并拟以「开会」为名诱捕贺龙、叶挺。
3.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7月中旬决定组织南昌暴动，周恩来任前委书记。

各方动机与决策过程：

• 中共中央：需要在政治上打出一个「武装反抗」的旗号，同时保留一支可控的军队。选择南昌是因为：① 敌军在南昌城内兵力仅约6000人（朱培德第五路军一部），而起义军可达2万余人，形成局部优势；② 贺龙虽非党员但坚决反蒋，叶挺部为「铁军」骨干，战斗力强；③ 朱德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第九军副军长，掌握城内警备与地形情报。
• 共产国际：态度摇摆。7月下旬共产国际曾电令「如有胜利把握方可暴动」，罗明纳兹亦持保留态度；张国焘赴九江、南昌传达「慎重」意见时遭到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等人反对（张国焘是否传达了「停止起义」的指令、以及他在会议上的具体表态，据其自述与他人回忆有较大出入，属党史存疑问题）。最终前委坚持起义。
• 贺龙：时任第二十军军长，非中共党员，但已多次请求入党。他的加入是起义成功的关键。
• 战略误判：起义后决定南下广东、夺取汕头、取得苏联海运援助，再以广东为基地二次北伐。这一「回广东」的战略构想后来被证明脱离实际——沿途无群众基础、酷暑行军减员严重、广东敌军重兵集结。

深层原因：中共在大革命时期完全依赖国民党军队的「借壳」生存，未建立自己独立掌控的武装，一旦国共破裂便毫无还手之力。南昌起义是这一结构性缺陷的应激反应，也是中共建立独立武装的起点（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议，将8月1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央军委正式规定「八一」为军旗军徽标志）。

• 导火线：七一五分共后，中共中央机关在武汉已无法工作，共产国际于1927年7月下旬派罗明纳兹来华，要求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纠正陈独秀错误。
• 会议地点选择：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因苏联顾问住所相对安全。
• 紧迫性：原定7月28日召开，因白色恐怖下代表难以集中、部分代表尚未到达，推迟至8月7日；会议只开了一天（上午至晚间），22人出席（出席人数的不同记载为21—22人，一说17人）。
• 决策结果：① 通过《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② 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③ 选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为正式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为候补委员；④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瞿秋白主持工作（未设「总书记」名义，「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是通行表述）。
• 另一面：会议在反右的同时开了「左」的口子——对国民党大规模屠杀的愤恨情绪助长了「城市暴动中心论」与「无间断革命」论，为1927年11月扩大会议的盲动主义铺路。

• 起义计划：中共湖南省委1927年8月30日决定以长沙为中心组织秋收暴动，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改组省委并任前委书记。计划分三路：第一团（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由修水进攻平江；第二团（安源工人武装与矿警队）由安源进攻萍乡、醴陵；第三团（浏阳工农义勇队）由铜鼓进攻浏阳；第四团（收编的夏斗寅残部邱国轩团）配合。
• 失败原因：① 第四团邱国轩部临阵叛变，从背后袭击第一团，第一团损失两个营；② 第二团攻占醴陵、浏阳后骄傲轻敌，被敌包围，损失三分之二；③ 第三团在东门受挫；④ 敌我力量悬殊（国民党军在湘赣边有正规军数万人），农民武装未经训练。
• 文家市决策（9月19日）：前委会议在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师长余洒度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毛泽东主张放弃原定计划，向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转移。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采纳毛泽东意见。这是中共军事战略从城市转向乡村的第一个决定性节点。
• 三湾改编（9月29—30日）的深层原因：部队到达三湾时已由5000余人减至约700—1000人（一说1500余人），军心动摇、逃跑严重、旧军队的雇佣习气与军阀作风（打骂士兵、军官特殊化）盛行。毛泽东采取三项措施：① 缩编（自愿留下，愿走者发5块银元路费）；② 党的组织建立在连上（连有支部、班排有小组、营团有党委，前委统一领导）；③ 军队内部民主（官兵平等、废除繁文礼节、经济公开、连以上设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使党对军队的领导落实到最基层，被视为人民军队建军的基石。

导火线与条件：

1. 1927年11月17日粤系张发奎、黄琪翔发动「广州事变」（又称「张黄事变」），驱逐桂系李济深势力，桂军李济深、黄绍竑部与张发奎部在广东境内混战，广州市内兵力空虚。
2. 张发奎部第四军教导团（团长叶剑英，实为中共掌握的部队，成员多为原黄埔军校与武汉军校学员）与广州工人赤卫队（周文雍领导）已具备暴动力量。
3. 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要求在广州举行城市暴动，配合「全国革命高潮」。

各方动机：

• 共产国际：罗明纳兹与诺伊曼（Heinz Neumann）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广州暴动可以成为「东方巴黎公社」，并借此向苏联国内证明中国革命并未失败。诺伊曼主张「进攻，进攻，再进攻」，反对叶挺提出的「撤出广州、到农村与海陆丰农军会合」的正确建议，这是起义失败的关键决策错误。
• 张太雷：作为广东省委书记执行上级命令，但12月12日即在赴前线途中牺牲。
• 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军事上主张撤退，意见未被采纳；事后受共产国际批评，情绪受挫，流亡欧洲十年。
• 叶剑英：任副总指挥，负责掌握教导团。

失败经过：

• 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起义，教导团与工人赤卫队约5000—6000人（一说4000余人）攻占广州市公安局、省政府、无线电局等，控制市区大部。
• 12日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公社」），苏兆征任主席（未到职，张太雷代理），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
• 12日张太雷在前往大北门指挥作战途中，于大北直街（一说西瓜园）遭伏击牺牲。
• 12日—13日，张发奎、李福林、薛岳等部约5万余人在英美日等领事馆默许下（帝国主义军舰曾炮击广州市区）反扑；13日起义军主力撤出广州，一部分（约1200人）转移到花县，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到海陆丰与彭湃部会合；一部分撤往广西左右江（后参加百色、龙州起义）；一部分到韶关与朱德部会合。
• 牺牲数字：起义军与群众牺牲约5700人（一说5000余人）；随后国民党在广州进行大搜捕屠杀，死者一说超过3000人（具体数字各方记载差异较大）。
• 后果：苏联驻广州副领事等5人被杀（「广州事件」），1927年12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广东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此后中共在广东的城市工作长期难以恢复。

教训：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构成中共从「城市暴动」向「农村割据」转变的三次血的实验。1928年6月中共六大对广州起义的评价是「无产阶级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英勇尝试」，同时也承认「在暴动的指导上犯了错误」（军事指挥上的犹豫与不撤退）。1980年代后，党史研究普遍认为广州起义的时机与坚守城市的方针均属「左」倾盲动的表现，但起义本身仍具革命意义。

兴起原因：

1. 客观条件错觉：1930年中原大战使国民党主力在中原混战，中心城市守备空虚，红军和根据地确实有较快发展（全国红军约10万余人，13块根据地）。
2. 理论框架束缚：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提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总危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各国共产党应采取进攻路线、反对「右倾主要危险」。李立三的理论直接来源于此。
3. 个人因素：李立三性格激进、浪漫，对革命形势有强烈的乐观预期，主张「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
4. 组织因素：1930年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向忠发能力有限，周恩来一度赴莫斯科），缺乏有效的集体制约。

具体行动：

•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
• 成立中央行动委员会与各路「行委」，党、团、工会合并，取消正常工作系统。
• 制定全国总暴动计划：南京兵暴、武汉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命令红一军团攻南昌、红三军团攻长沙、红二军团攻武汉外围、红七军北上打柳州桂林、红四方面军（鄂豫皖）截断平汉路，最终「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 要求「以乡村包围城市」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公开批评毛泽东的路线。

失败过程：

• 7月27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但8月初即被迫撤出（何键部反扑），得而复失。
• 9月上旬红一、三军团再攻长沙16天不克，伤亡数千人。
• 各地城市暴动（南京兵暴、武汉暴动、上海罢工）均因力量悬殊失败，地下党组织遭严重破坏。
• 李立三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蒙古，甚至提出「苏联必须准备对日作战」，引起共产国际强烈不满（共产国际反对立三路线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其对苏联外交的冒险要求）。

纠正：1930年9月24—28日六届三中全会（瞿秋白、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主持）停止全国总暴动计划，撤销行委，恢复党团工会独立组织。李立三作自我批评，随后离开中央，1930年12月赴莫斯科。

深层原因：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战略判断严重受制于莫斯科的世界革命理论框架；同时党在农村根据地的实际经验未能有效上达中央决策层——毛泽东在前线的正确意见被斥为「狭隘经验论」，理论与实践、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断裂，是「左」倾错误反复出现的制度性根源。

第五次「围剿」失败的军事原因剖析：

1. 战略方针错误：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初期「御敌于国门之外」，主动进攻黎川、硝石、资溪桥等坚固据点）→ 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处处设防、分兵把口、以碉堡对碉堡）→ 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长征初期「大搬家」）。
2. 战术错误：李德提出「短促突击」——在堡垒前短距离内突击脱离工事的敌军，实际使红军在敌机炮火力下反复消耗。红军擅长的大规模运动战、伏击战被抛弃。
3. 指挥体制错误：李德一人凭地图与电话遥控指挥（不看地形、不了解部队实际），中革军委沦为执行机关，毛泽东、彭德怀、林彪等前线指挥员的意见被斥为「游击主义」。
4. 物质条件劣势：国民党军实施严密封锁，中央苏区食盐、药品、布匹、弹药极度匮乏；「扩红」过度（1933—1934年共扩红约8万人，一说1934年5—9月即扩红8万，数字记载不一）导致农村劳动力枯竭、粮食困难。
5. 政治孤立：拒绝与福建事变反蒋力量联合，坐失良机；对白军士兵与地方实力派（陈济棠）的统战工作虽有成效但未成体系。
6. 战略预备不足：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虽决定战略转移，但准备工作是「逃跑主义」式的（携带全部机器辎重），未做政治动员，许多指战员不知道去向何方。

中原大战与红军发展的关联（重要因果关系）：1930年5—11月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将主力（约60万）调往中原，赣南、闽西、湘鄂西等地守备空虚，红军乘机大发展：中央苏区红军由约2万余发展到4万余人（一说3万—4万，记载不一），根据地由赣南闽西局部扩展到跨20余县；红四方面军（鄂豫皖）、红二军团（湘鄂西）也在同期壮大。1930年11月4日阎冯下野后，蒋立即于12月发动第一次「围剿」。可以说，没有中原大战的6个月窗口，就没有红军1930年的大发展；反过来，蒋在三次反「围剿」失败后能发动百万大军的第五次「围剿」，也因为他已在1930—1933年间压平了各派反蒋势力。

五次反「围剿」逐次详情

下表汇总五次反「围剿」的关键要素，其后逐一详述每次的兵力、指挥、策略、经过、结果与失败/胜利原因：

1930年11月，蒋介石结束中原大战后，调集约10万兵力，以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前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一线分八路向中央苏区（赣南）进攻。当时红一方面军约4万人（一说3.9万）。面对强敌，毛泽东、朱德确立了「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动退却、诱敌进入根据地腹地，利用群众基础、地形熟悉等优势，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一部。

• 龙冈战役（1930年12月30日）：红军将敌诱至江西龙冈山区，集中优势兵力，全歼张辉瓒第十八师师部及两个旅共9000余人，活捉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这是第一次反「围剿」的决定性胜利。
• 东韶战斗（1931年1月3日）：红军乘胜东进，在东韶歼灭谭道源第五十师约一半（3000余人）。
• 战果：5天内两战两捷，共歼敌约1.5万人，缴枪1.2万余支（一说1.3万支），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

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张辉瓒被俘后于1931年1月在吉安东固被处决（📌 有争议：处决未经中央批准，系当地群众与部分部队在公审大会上激愤所为，中共中央曾试图以其为筹码交换物资与人员，此为党史上一大公案，详见本章 8.6 节）。

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约20万兵力，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一线分路推进。红一方面军约3万余人。毛泽东主张「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反对分兵退却的错误意见；红军隐蔽集结于根据地东部，先打战斗力较弱、突出冒进的敌军。

• 15天横扫700里，五战五捷：自1931年5月16日起，红军由西向东、由赣南到闽西连续作战——富田（白沙）→ 白沙 → 中村 → 广昌 → 建宁，15天内长驱700里，连打五个胜仗。首战在富田、白沙歼灭王金钰部公秉藩第二十八师、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大部；继而东进歼灭孙连仲部高树勋师一部于中村；攻克广昌；最后奔袭福建建宁，全歼刘和鼎第五十六师3个多团。
• 战果：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粉碎了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1931年7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坐镇南昌，调集约30万兵力（含嫡系陈诚第十八军），采取「长驱直入、厚集兵力」方针，分路猛进，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压迫于赣江东岸背水决战。红一方面军约3万人（且经历第二次反「围剿」后未及休整）。毛泽东确立「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率红军千里回师、绕道迂回，从闽西急速西返赣南根据地。

• 千里回师与主要战斗：红军避开敌之主力，出其不意地打击分散、疲惫之敌，先后取得莲塘、良村、黄陂等战斗胜利（三战三捷，歼敌万余）；随后在高兴圩、方石岭等地继续作战，其中高兴圩战斗红军与敌第十九路军（蔡廷锴部）激战，自身伤亡2000余人，是三次反「围剿」中最艰苦的一仗；方石岭战斗歼敌第五十二师大部。
• 战果：历时约3个月（一说60余天），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1.4万余支，粉碎了第三次「围剿」。
• 战略背景：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国民党内部宁粤矛盾激化，蒋介石被迫于9月下令撤军，第三次「围剿」草草收场。

经过三次反「围剿」胜利，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苏区基本形成，红军发展到约10万人（含各苏区），全国红军达10余万人。

1933年2月，蒋介石调集约50万兵力（实际投入中央苏区约40万），以陈诚为中路军（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方针，分三路向中央苏区进攻。此时红一方面军约7万人（一说6—7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已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剥夺军事指挥权，第四次反「围剿」由周恩来（红军总政委）、朱德（红军总司令）在前线指挥。周恩来、朱德坚持并灵活运用毛泽东集中兵力、运动战、大兵团伏击的战略战术原则，周恩来明确表示「按毛主席的打法打」。

• 黄陂战役（1933年2月28日—3月1日）：红军以声东击西诱敌深入，在江西宜黄黄陂地区设伏，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大部，活捉师长李明、陈时骥（李明伤重后死）。这是红军战争史上第一次大兵团伏击战。
• 草台岗战役（东陂，1933年3月21日）：红军乘胜在草台岗（东陂）地区歼灭陈诚嫡系「土木系」主力第十一师大部，师长萧乾重伤。
• 战果：共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1.6万余支，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 评价与隐忧：第四次反「围剿」虽胜，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已在中央被排斥，「左」倾教条主义（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日益发展，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埋下伏笔。此役后中央苏区跨湘赣闽粤四省，红一方面军发展到约10万人，达到鼎盛。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调集约100万总兵力（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约50万），采纳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总结了前四次失败的教训，实行全新的战略战术：军事上「堡垒主义」「步步为营」（每前进2—3公里即修筑碉堡，构筑封锁线数千座，稳扎稳打、逐步压缩苏区）；经济上严密封锁（食盐、煤油、药品、布匹禁运），使苏区物资极度匮乏；政治上推行保甲连坐与「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感化政策，同时以「围剿」与政治瓦解并举。

此时中共中央由博古（秦邦宪）负总责，军事上完全依赖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Otto Braun）。李德脱离中国实际，把持最高军事指挥权，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进攻时冒险主义——「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主动出击攻打黎川、硝石、资溪桥、浒湾等敌军坚固据点，屡战失利；防御时保守主义——「两个拳头打人」、处处设防、分兵把口，以堡垒对堡垒，进行「短促突击」（在堡垒前短距离内突击脱离工事之敌，使红军在敌机炮火力下反复消耗），完全抛弃了红军擅长的运动战、游击战；退却时逃跑主义——长征初期「大搬家」式携带全部辎重。毛泽东、彭德怀、林彪等前线指挥员的正确意见被斥为「游击主义」。

• 广昌战役（1934年4月10日—27日）：这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决定性失败。博古任政委、李德实际指挥，亲赴广昌前线，提出「为保卫广昌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的口号，集中红一、三、九军团约3万人（一说9个师的兵力），与国民党军11个师（陈诚指挥，含罗卓英第十八军）在广昌进行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死守，与敌飞机大炮硬拼18天。广昌于4月27日失守，红军伤亡5500余人（约占参战兵力的五分之一），毙伤俘敌仅2600余人。彭德怀痛斥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广昌战役是「左」倾军事路线破产的标志性战役。
• 高虎脑战役、万年亭战斗（1934年7—8月）：红三军团在高虎脑、万年亭构筑阵地抗击国民党军第六路军（薛岳部）猛攻，歼敌3000余人（一说2500余），自身亦伤亡2300余人，8月底被迫放弃阵地南撤。
• 驿前战斗、温坊战斗（1934年8—9月）：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相继占领建宁、石城、兴国、宁都、长汀一线，中央苏区被压缩至瑞金、于都、会昌等狭小区域。红军在驿前等地节节抵抗、处处被动挨打。温坊战斗（松毛岭战斗一部分）中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等采取运动战与夜袭，歼敌4000余人，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少有的大胜，但已无法改变整个战局。
• 最终失败与战略转移：至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已从鼎盛的约4.5万平方公里缩减至仅剩瑞金周边数县，兵源枯竭、物资匮乏，反「围剿」已无胜利可能。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军委纵队共约8.6万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开始（详见 红军长征）；项英、陈毅等率红二十四师及地方武装约1.6万余人留守中央苏区。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分析：

1. 军事路线错误（根本原因）：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御敌于国门之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处处设防、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大搬家」），三者一脉相承，是「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集中体现。
2. 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前四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等正确方针被否定，前线的正确意见遭到压制。
3. 堡垒主义使红军运动战优势无法发挥：李德的阵地战、堡垒对堡垒战术，正中国民党军下怀，使红军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在敌强我弱、装备悬殊的条件下与敌硬拼消耗，必然失败。
4. 敌我力量悬殊：国民党军约100万（直接进攻中央苏区约50万）对红军约8万—10万，兵力对比约5:1至10:1以上，加上严密经济封锁，红军在物质上难以为继。
5. 关门主义丧失战略良机：拒绝在军事上有力配合福建事变（第十九路军反蒋），坐失打破「围剿」的机会（详见本章 4.8 节）。

• 背景：1930年秋李立三路线失败，共产国际认为六届三中全会（瞿秋白主持）对李立三错误的纠正是「调和主义」，要求重新改组中共中央。
• 米夫的介入：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Pavel Mif）秘密来华。米夫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王明（陈绍禹）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其学生与亲信。米夫破例让当时尚非中央委员的王明直接出席并主导六届四中全会。
• 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7日）：会议只开了一天。米夫以共产国际权威压制反对意见，通过《四中全会决议案》，补选王明、沈泽民、夏曦等9人为中央委员，王明、刘少奇等进入政治局（王明直接当选政治局委员，跳过中央委员阶段，为党内罕见）。名义上向忠发仍为总书记，实权渐归王明。
• 反对派与「龙华二十四烈士」：罗章龙、何孟雄、林育南等反对四中全会，另立「中央临时干事会」；1月1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24人（一说23人或24人）因会议地点泄密在上海东方旅社被捕，2月7日在龙华被秘密杀害（「龙华二十四烈士」）。罗章龙1931年1月被开除党籍。
• 九一八事变后的强化：1931年9月下旬成立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向忠发已被处决、王明赴莫斯科，周恩来12月进入苏区，故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博古时年24岁）。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
• 打击对象：① 「罗明路线」（福建）；② 「邓毛谢古」（江西，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③ 毛泽东本人（撤销总政委、只保留政府主席虚职）；④ 军队中支持毛泽东的干部（刘伯承被撤总参谋长，罗荣桓、谭政等受批判）。
• 深层结构：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领导人的合法性来自莫斯科的认可而非党内实践检验。「留苏学生派」（教条主义者）凭借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获得权力，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本土派」（毛泽东等）被斥为「狭隘经验论」「农民意识」。这一结构性矛盾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因长征中断，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自身领导问题）才开始改变。

• 十九路军的动机：一·二八抗战后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既不愿为蒋消耗，又受中共《八一宣言》前的统战政策与自身反蒋情绪驱动；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与第三党（黄琪翔）、社会贤达联合。
• 中共内部的三种意见：
  1. 博古、李德（主导）：认为福建事变是「国民党的新欺骗」「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主张在军事上「不配合」，甚至调走东方军主力去攻打江西的堡垒；
  2. 毛泽东、彭德怀：主张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南京、上海、杭州，迫使「围剿」军回援，从而打破第五次「围剿」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彭德怀1933年11月曾致电中央提出类似建议）；
  3. 张闻天、周恩来：态度介于两者之间，主张有限度的联合，张闻天1933年11月发表《关于福建事变》一文，认为应「军事上采取配合行动」。
• 结果：福建人民政府孤立无援，1934年1月失败；蒋介石随即回师集中全力于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形势急转直下。
• 后世评价：毛泽东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批评：「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这就被迫进攻之敌军一部于回援，打破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了福建人民政府。」「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1980年代后，官方党史明确将拒绝联合福建事变列为「左」倾关门主义的严重错误。

• 导火线：顾顺章1931年4月奉命护送张国焘、陈昌浩经武汉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擅自滞留武汉，以「化广奇」艺名在新世界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被曾在上海见过他的国民党特务认出（另有说法为叛徒尤崇新指认），4月24日在汉口被捕，当晚即叛变。
• 危险性：顾顺章掌握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全部核心机密——中央机关地址、周恩来住址、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住址、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驻沪代表、中共在国民党内部的潜伏人员（包括钱壮飞、李克农、胡底）。
• 关键节点：
  1. 顾顺章要求「先送南京，不要电报通知南京」（他知道钱壮飞在南京）——这一细节是中共得以幸免的关键；
  2. 武汉方面违背其要求，当晚连发6封密电给南京徐恩曾；
  3. 4月25日（周六）晚，徐恩曾外出，机要秘书钱壮飞独自值班，破译全部电报（钱已掌握密码本）；
  4. 钱壮飞派女婿刘杞夫连夜乘火车赴上海报警，同时通知天津的胡底，并留下一封信后撤离；
  5. 4月26日晨，李克农（当日非接头条）与陈赓辗转找到周恩来，周恩来决定：中央机关立即转移、通知相关同志隐蔽、切断一切联络关系、销毁文件；
  6. 4月27日—28日，中共中央机关、江苏省委、特科系统全部转移完毕；
  7. 4月28日国民党大搜捕，扑空。
• 损失：恽代英（在狱中身份未暴露，本可营救）因顾顺章指认于4月29日被杀害；蔡和森1931年6月在香港被捕（是否与顾案直接相关，史料记载不一）；中共在上海的交通系统与部分省委机关被破坏；此后中共中央在上海已无法安全存在，被迫于1933年迁入苏区。
• 深层原因：① 情报与保卫工作高度集中于个别人（顾顺章既是特科行动负责人，又掌握全部密码与地址）；② 缺乏对高级干部的纪律监督（顾顺章生活腐化、擅自行动早有迹象）；③ 地下党在敌占城市的合法性基础薄弱。钱壮飞的「反间」成功，是中共情报史上最惊险也最关键的一次挽救。

土地革命政策的演变脉络：

查田运动（1933—1934）：1933年6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叶坪主持查田运动试点，随后在中央苏区全面展开，目的是清查被漏划的地主富农、纠正错划成分。运动中一方面确实查出部分「隐蔽的地主富农」，另一方面出现严重的扩大化——把许多中农、贫农划为富农甚至地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导致部分人生活无着、逃亡甚至自杀。1933年10月10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与《怎样分析阶级》，由毛泽东主持起草，试图划定阶级成分的具体标准以遏制扩大化；1934年初毛泽东被架空后，查田运动进一步「左」倾化，与「肃反」「罗明路线」批判交织，严重削弱了根据地内部团结。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在1980年代以后的党史研究中被显著强调。

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
├── 军政系统：何应钦（军政部长）、陈诚（第十八军/土木系）、顾祝同、刘峙、蒋鼎文
├── 特务系统：中统（陈立夫、徐恩曾，党务调查科）／军统前身（戴笠，复兴社特务处，1932年成立）
├── CC系（陈果夫、陈立夫）：控制党务与组织系统
├── 政学系（杨永泰、张群、黄郛）：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略
└── 蓝衣社/复兴社（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法西斯化组织，1932年成立，别动队参与苏区「收复」后的政治工作

博弈逻辑：蒋介石的「剿共」始终带有「一石二鸟」目的——既消灭红军，又借「追剿」把中央军势力伸入地方实力派地盘（1935年借追剿红军控制贵州、1935—1936年控制四川与两广即是典型）。地方实力派对此心知肚明，因而普遍采取「送客式追击」「只堵不追」「避战保存实力」的策略。这一结构性矛盾，是红军能够在敌军兵力绝对优势的包围中屡屡脱险的深层原因之一，也是1936年西安事变能够发生的远因。

1. 中央红军被迫长征（1934年10月）——见 红军长征。出发时约8.6万人，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时仅约7000余人，损失约90%。
2. 中央苏区与南方各根据地丧失：至1934年11月，中央苏区除少数山区外全部失守；鄂豫皖、湘鄂西、闽浙赣、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相继丧失或大幅缩小。全国红军由1933年鼎盛时期的约30万人（一说20余万，统计口径不一）降至1936年的约7万余人。
3. 留守部队的三年游击战争：项英、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傅秋涛等率约1.6万人留守，在赣粤边、闽西、闽赣边、皖浙赣、湘南、鄂豫皖边、浙南等15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至1937年。留守期间的重大牺牲包括：
   • 瞿秋白：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被俘，6月18日就义，临终高唱《国际歌》，留下《多余的话》（《多余的话》的真实性与解读长期有争议，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它反映了瞿秋白晚年的自我怀疑与对政治的厌倦，另一部分认为其中有被国民党篡改的成分）。
   • 何叔衡：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突围时跳崖牺牲（一说中弹牺牲，牺牲方式有不同记载），年59岁，是中共一大代表中牺牲最早者之一。
   • 刘伯坚：1935年3月在江西信丰突围中被俘，3月21日在大余就义，留下《带镣行》。
   • 贺昌：1935年3月在江西会昌突围中牺牲。
   • 毛泽覃：1935年4月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被围牺牲。
   • 古柏：1935年3月在广东龙川战斗中牺牲。
   • 阮啸仙、蔡会文：1935年在赣南牺牲。
   • 陈毅：1936年冬在梅山被围二十余日，写下《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4. 1937年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10月），留守的血脉得以延续。

•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三湾改编（组织基础）+ 古田会议（思想与制度基础）确立的「党指挥枪」原则，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本建军原则，延续至今。
•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从被迫的战术选择上升为系统的战略理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
• 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与后来的运动战原则，直接影响抗日战争中的《论持久战》与敌后游击战。
• 群众路线与土地革命经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怎样分析阶级》成为1947年后土改乃至1950年代阶级成分划分的技术依据。
• 政权建设经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共第一次全国性政权建设尝试，其宪法、法律、行政、司法、金融（国家银行，毛泽民任行长）、教育体系，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与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积累了干部与制度模板。

• 中共领导层的重塑：1931—1934年的连续失败使党内对「国际派」的信仰崩溃，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准备了条件。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完成这一历史清算。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土地革命战争末期（1935年）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政策由「反蒋抗日」转向「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土地革命战争因此自然过渡到全民族抗战（详见后续章节）。
• 国共关系的长期阴影：十年内战造成的仇杀（尤其苏区的「肃反」与国民党军的「清剿」屠杀）在1937年后并未真正化解，成为1941年皖南事变与1946年全面内战的历史心理背景。
• 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土地革命在南方农村第一次大规模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虽然苏区丧失后地主土地关系大多「复辟」，但农民的政治经验、阶级意识与对中共的情感认同被永久改变——这在1946—1949年的解放战争中转化为巨大的动员能力。

• 性质争议：① 官方定性为「左」倾冒险主义；② 部分研究者（如美国学者Tony Saich）认为李立三的判断在当时并非完全脱离现实——1930年确实是中共力量增长最快的一年，红军的胜利与国民党混战提供了真实机会；③ 共产国际批评李立三的核心并非其「冒险」，而是其对苏联外交的冒险要求与不服从莫斯科纪律。
• 李立三个人命运：李立三被留在苏联15年（1930—1946），其间被苏联内务部逮捕、监禁于西伯利亚，其妻李莎（俄籍）亦受牵连。这一待遇与「立三路线」的政治定性之间的关系，在1980年代后被认为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的一桩冤案。

• 1949年后长期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代表，甚至加上「叛徒」「汉奸」（1938年后被康生指控为「托派汉奸」，这一指控无实证，1980年代后已被否定）。
• 1980年代起，学界开始重新评价：① 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要求中共无条件服从国民党）；② 陈独秀在1927年上半年曾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正确建议，被共产国际否决；③ 陈独秀晚年（1937—1942年在四川江津）对苏联模式与「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了深刻反思，写下《被压迫民族之前途》《我的根本意见》等文，主张民主是「近代人类的伟大发明」，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
• 2002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陈独秀的评价已趋客观，不再使用「投降主义」，2011年后中共党史出版社相关著作进一步肯定其在建党与大革命时期的贡献。这一评价变化本身，是中共党史叙述演进的重要案例。

• 经过：1930年12月30日龙冈战斗被俘，1931年1月28日在东固被处决。
• 争议：① 传统说法为「当地群众公审大会中被愤怒群众所杀」；② 部分研究者据回忆指出，处决由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执行，因黄公略与张辉瓒有旧怨（张曾杀害黄的亲属）；③ 中共中央当时确有以张辉瓒换取20万银元、枪支弹药与释放政治犯的谈判意向（国民党方面亦曾派人接洽，见于李立三、周恩来等人的回忆及国民党档案），但谈判未成而张已被杀。
• 影响：张辉瓒被杀后，国民党军在后续「围剿」中作战更为顽固（「不留后路」心理），红军优待俘虏政策的推行也一度受阻。毛泽东后来多次表示此事处理不当。

• 会议日期：传统说法为1932年10月上旬（一说10月3日—8日，亦有10月中旬之说）；原始会议记录未见存世，具体日期依据回忆与间接档案推定，史学界尚有争议。
• 谁撤销了毛泽东的军权：① 通行说法：宁都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② 近年研究（如杨奎松、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指出：会议决定是「周恩来负战争领导总责，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是毛泽东本人主动提出回后方养病；正式撤销总政委职务是会后10月12日中革军委的命令，改由周恩来兼任。
• 意义：无论程序细节如何，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失去军事指挥权达2年3个月，直到遵义会议才恢复，这一事实无争议。

争议焦点：① 各次肃反中「毛泽东在AB团肃反中的责任」——1980年代后官方党史承认总前委（毛泽东）在富田事变与AB团肃反中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同时指出中央与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亦有责任；② 肃反扩大化的深层机制（战时恐怖心理、党内斗争方式、共产国际「第三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地方派系斗争借「肃反」清除异己）；③ 具体死亡数字几乎全部缺乏可靠档案支撑，现有数字多来自1930年代苏区自身报告或事后回忆，误差极大，学界普遍持谨慎态度。

• 蒋介石总兵力：通行说法「100万大军」，但这一数字包含全国各战场（含对湘鄂西、鄂豫皖、川陕等苏区的「围剿」兵力）；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约50万，一说30余万（初期）至60余万（末期）。
• 红军兵力：中央红军约8万—10万人（含地方部队；正规红军主力一说8.6万，与长征出发时的数字一致，此数字的来源与可靠性亦有讨论）。
• 碉堡数量：至1934年，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周围修筑碉堡约1.4万座（一说3000余座，统计口径不同：一为「围剿」期间总数，一为某一时点现存数）。

• 正面：中共第一次全国性政权尝试，为后来的政权建设提供制度与干部储备；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推行土地革命、发展经济、普及教育（苏区扫盲与列宁小学）、建立金融与邮政体系。
• 批评：① 「左」倾政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劳动法过左、经济封锁下的高税收）导致苏区经济困难、群众负担过重；② 剥夺「剥削阶级」的政治权利过宽，制造了大量「阶级敌人」；③ 一苏大会在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召开，带有明显的「苏维埃化」模仿色彩，与中国实际脱节；④ 部分海外学者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共产国际「东方苏维埃化」战略的产物，而非中国社会内在需求的结果。
• 学界共识：1980年代后，中国官方党史既肯定其历史地位，也明确批评其政策上的「左」倾错误（2002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10册（1927—193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1991年
2. 《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下），中共中央书记处编，1943年印／人民出版社1981年重印
3.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4.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含《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6.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7. 《朱德年谱》（1886—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8. 《陈云年谱》《张闻天年谱》《彭德怀年谱》等中央文献出版社年谱系列
9.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中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1983年
10.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附册：文献、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
11.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附卷：文献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
12. 江西省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
13. 共产国际档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RGASPI 藏，部分已刊布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2012年，共21卷）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2011年修订）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
3.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4.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5. 石仲泉：《长征行》《中共党史论》《毛泽东的艰辛开拓》
6.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转变过程》《「中间地带」的革命》
7.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该书重点在延安时期，但其对1930年代党内路线斗争与肃反的追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中国大陆未正式出版）
8.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9.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研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权威著作，强调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限界」）
10. 曹树基：《湘鄂赣边界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系列论文
11. 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
12. Tony Saich,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96
13. Benjamin Yang (杨炳章), From Revolution to Politics: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Long March, 1990
14. Gregor Benton, Wild Lilies, Poisonous Weeds: Dissent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97
15.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央苏区史》系列

• 前章：四一二政变与七一五事变
• 后章：红军长征
• 相关：国民革命与北伐